关素华纵观古今，既然众多学者都认为王安石的学术或哲学思想可以用“内圣外王”来概括，那么王安石的“内圣外王之道”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呢？我们接下来便带领大家一探究竟。
王安石的“内圣外王”思想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内圣思想、外王思想和贯通内圣与外王的途径。
王安石的内圣思想简而言之就是“道德性命之学”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在给他做的传记中说：“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蔡卞意在强调王安石早在扬州任淮南签署判官的时候，就以著作《淮南杂说》而闻名于世，并且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要发展“道德性命之学”，这一主张开了宋代儒学之先河。后来批评王安石新学的陈瓘也一再强调“道德性命之学”乃是王安石之精义，“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其所谓大有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这些评价基本符合王安石的学术旨趣，他本人也在多处提到过这一思想。王安石在写给朋友龚深父的一封回信中说：“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所谓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就是他的“道德性命之学”，用现在的研究范式来说则主要包含天道论、人性论和修养论三个方面。
在人性论方面，王安石的思想前后有所变化。他最早主张人性善，在执政期间主要的观点是人性有善有恶和人性不可善恶言或者人性无所谓善恶，在罢相退居金陵后又最终皈依佛教性空说。尽管如此，对王安石整体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性有善有恶和性不可善恶言两个阶段，这也成为他从政期间各种政治主张及改革变法背后的人性论基础。王安石将社会当中的人区分为中人之上者、中人和中人之下者，中人之上者和中人之下者都属于社会中的极少数，并且不易改变；只有中人不仅仅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并且可以通过教化而改变，所以他说中人可以为君子、可以为小人。因而国家不仅在制定法度时应当以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中人为依据，而且在培养人才时，也应当以中人为对象，因为只有这部分人是可以被教化的。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的区分，王安石特别强调外在“法度”和礼义教化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北宋朝困穷衰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知法度”，所以“大明法度、众建贤才”就成为了他改革变法的重要口号。
王安石的人性论直接影响了他的修养论，所以在修养论方面，他一方面主张通过阐释经典来通晓万事万物的道理，也即天道，另一方面也主张遵循“礼乐”规范来发扬人的本性，最终达到尽性至命的境界。在修养的程序方面，王安石始终强调从现实的规范层面来进行自我修养和自我规约，最终上达天道，这也被称为“自用而达体”的修养路径。总体来说，王安石的内圣思想展现了很强的融合特征，但是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佛老思想为辅助。从北宋儒学复兴的角度看，王安石所提倡的“道德性命之学”是宋代儒学的先驱，他的新学也曾经盛行于世六十多年。
王安石以往学者大多从具体的改革措施、改革成效等方面对王安石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但是我们知道，哲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的现象层面的研究，更要深入到现象的背后，找到指导王安石改革变法的理论原则是什么，以及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问题的成体系的理论建构是什么。所以，王安石外王思想的内核应该是他的政治哲学。在分析王安石的外王思想方面，我们摆脱了以往以改革变法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而运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框架展开讨论：即围绕政治/国家的起源、政治的原则、政治的目的、谁应当成为统治者等议题展开。
基于对政治统治原则的规定，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中，王安石更加注重政治制度的建设。他主张以礼法治国，强调礼法并用；并且以礼义教化为主为本，以刑名法度为辅为末。王安石主张以礼法治国，却并不是要固守教条，而强调因时势而变；换句话说，当礼法制度成为形式化的教条而失去了它的内在意义的时候，就应当适时进行革新，进而来恢复礼法的本质内容。所以在北宋的政治危机之下，王安石断定危机的根源在于“不明法度”，不是说北宋没有礼义法度，而是说现存的礼义法度已经沦为形式化的教条，因而需要进行改革变法。
王安石的改革几乎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他的改革措施从原则上来讲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大明法度、众建贤才，以义理财和一道德、同风俗。王安石政治哲学理论基本落实在由他主持的变法改革当中，大明法度、众建贤才是改革的总体方针，以义理财是改革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一道德、同风俗则是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反过来说，在王安石看来，只有一道德、同风俗，也就是只有使改革成为一种、国家和社会共同的意识，改革才能持续有效的进行。
“内圣外王”经过现代新儒家的阐释，逐渐成了仅仅讨论如何由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他们试图用这种对“内圣外王”的理解来概括先秦儒学和宋明儒学，这是一种理论的后设。实际上，“内圣外王”在先秦儒者和北宋儒者那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议题，它所表达的至少有两层内涵：首先，“内圣外王”的实质是儒家学者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内圣与外王应当贯通合一；其次，“内圣外王”表达的是如何贯通内圣与外王，而由内圣开出外王只是贯通内圣与外王的一种途径而已。
回到王安石的议题上。首先，王安石始终坚持儒家贯通“内圣外王”的基本立场，并对贯通“内圣外王”作出了本体层面的证明。他强调“道，一也”，道有本有末、有体有用，内圣与外王之所以能够贯通为一在于它们是“道”的一体之两面，它们本身就是一体的。其次，在贯通内圣与外王的途径上，孔子坚持仁、礼并重，孟子强调以仁心行仁政，荀子则强调隆礼重法。孟子和荀子贯通内圣与外王的两条途径逐渐形成儒学发展史上两条此起彼伏的链条，王安石则是这一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关于贯通内圣与外王的途径问题，王安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在改革变法之前，王安石有鉴于汉唐章句之学遮蔽经典的微言大义，故而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并且他试图通过新的“道德性命之学”来贯通内圣与外王，最终达到内圣外王合一的境界。但“道德性命之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本身包含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心性层面和以礼乐为核心的规范层面。又鉴于佛老心性之学的发展，以及他对儒家精神的把握，王安石在改革变法之后最终选择了用“礼”来贯通内圣与外王。王安石从用“道德性命之学”来贯通“内圣外王”，到用“礼”来贯通“内圣外王”，这是一种聚焦而不是转变。因为它不是从一种贯通途径转向另一种贯通途径，而是从之前宽泛的路径逐渐的凝聚、缩小范围，最后聚焦在“礼”上。
作为一位哲学家，王安石的思想世界是深刻的，是丰富的。以上我们只能带领大家从“内圣外王”这一个窗口窥知一二，而要想对王安石其人其学有更多面向的认识，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