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即日中国书法，这门深厚的艺术，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独特韵味。汉字的方块形态，源于象形，通过毛笔的直行书写，或许导致了汉字发展的缓慢。但正是这种象形，赋予了汉字独特的结构美，变化多端；方块形态使布局自如，疏密有致；直行书写让作品具有宏大的章法，气势磅礴。毛笔的使用，使线条富有波动；松烟墨的配合，增强了笔触与色彩的美感。
工具的演进，如同犁与锤，随人类需求不断改变。手工业的淘汰，并不意味着对过往的留恋。研究书法与保守汉字，是两个问题。
书法的艺术境界，与绘画相似，表现在形象上；与音乐相似，表现在韵律上。但书法无法超越绘画的形象限制，也无法达到音乐叙事性的韵律展开。书法表达的是气息天分，而非情感；是风格，而非形象。字如人，品性无法掩饰。书法具有艺术的人格化特征。
优秀的书法作品，轻快而谨慎，繁复而明净，雄伟而平易，险折而安详，宛如金字塔或微尘般的晶体，充满美的欣赏。书写过程中的力波动，以及健康人的生机勃勃，都体现了书法艺术的创造力。
书法在艺术中的地位，如同数学在科学中的地位。数学是科学的综合与抽象规律，书法是艺术的综合与抽象规律。然而，书法的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原因在于艺术与科学的差异。艺术是独立完成的领域，科学则需与其他领域相互依存。从历史发展来看，科学的各领域发展，远不如艺术的各领域，如雕刻、绘画、音乐。艺术领域无需共同核心单位，因此，书法在艺术中的地位，不能与数学在科学中的地位相提并论。书法的形态限制和只能表现气分而不能表现感情，使其过于抽象，缺乏实体依据，严重限制了书法的发展。
秦始皇帝为纪念伟大工程，如摩崖刻石，推动大字书法流行。但汉朝才是摩崖刻石艺术的黄金时代，同时，墓碑书法也始于汉。汉朝的四海通达，如褒斜道、石门刻字，成为书法的重要载体。佛教传入后，墓碑书法流行，用于纪念逝者。
与纪念武功的刻石相比，纪念工程和纪念死者的刻石更为雄浑博大。汉朝刻石艺术达到顶峰，北魏成为墓碑书法的全盛时期。刻石通常不署书家姓名，而墓碑多署名，反映个人主义随历史发展兴起。
书札书法易显轻率和纤细，不如刻石和墓碑雄浑。汉代石门摩崖作品被誉为古今书法最佳，令人神往。北魏王远所书石门铭气度胜过郑道昭的郑曦墓碑。
王羲之的出现，标志着书法艺术的一大转折。他被后世尊称为书圣，但实际上，在他所处的时代，他并未独步书坛。王羲之之所以能享有如此盛名，一方面得益于他出身于大族贵公子，东晋时期非常重视门第，士大夫们喜欢标榜风流，王羲之凭借这些优势，超越了其他书家。另一方面，他的书法雅俗共赏，风流温润，符合士大夫的标准气分。
书法，这一门千年的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形态、风韵和气度。在这三者之中，形态之美，不如风韵之美；风韵之美，不如气度之美。清道人的书法，形态可嘉，但缺乏风韵；赵之谦和赵孟頫的书法，姿态可观，但缺少风韵，都只能算是下乘之作。王羲之的书法，风韵卓越，但气度不及钟繇。唐代的褚遂良，宋代的米芾，近代的章炳麟，他们的书法独树一帜，风韵悠长。
钟繇的书法，既有风韵，又有气度。汉魏时期的摩崖刻石，如《石门颂》、《杨淮表记》、《石门铭》，以及少室山开母石阙、泰山《金刚经》等，都把风韵融入了气度之中，因此能够傲视古今。气度不足的书法，往往会流于风韵，以风韵来弥补气度的不足，这在帖书中以钟繇为最，碑楷中以爨龙颜为最。颜真卿的书法有气度，但只能博大而不能雍容；苏轼的书法也有气度，但只能庄重而不能博大；只有流传下来的宋人陈抟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十字，其气度之佳，不输汉魏摩崖刻石。
画平竖直体方六字，是书法形态基础。墨饱则字溢，只见墨不见笔；笔速太快，则无曲折顿挫，只见外形无内变。学书求韵律，须知此。韵律依存于形态，但有形态者未必有韵律。
学书从方笔起，有理。秦汉前无方笔，书写靠漆竹。秦汉时，毛笔、烟墨、纸张兴起，书法才有方笔。开毫、中锋、使转顿挫，由此完善。方笔多用于隶书，亦可用于篆书，助圆笔法完备。漆书竹简，圆笔居多，易裹锋。秦隶汉篆，方笔通圆笔，后世邓石如独步。汉魏以下，学篆入歧途，不知方笔通圆笔，李阳冰亦然。邓石如隶书精，以隶为篆，继秦汉。
汉魏后，能将隶入篆者，仅邓石如，能如真书流畅者，陈抟、李徐。其他名家，或天资限，或功夫限，未达他们境界。邓石如、李徐方笔通圆笔，书法造诣同，李徐博雅胜邓。
邓石如布衣，书法受康有为推崇，生前曾寄居显宦幕下，得包世臣传扬，然知者寥寥。李徐布衣，当代绍兴人，年六十余，非显贵，不交往显贵，远离沪上书家标榜，书法之名仅在绍兴人中传，鲜知其精妙超沈曾植、唐鲈、吴昌硕，然其博雅雍容，甚至胜邓石如。
李徐的字被称为“生翁”，他人恂恂长者，真诚朴实。我学书三年，观李徐之书而不觉其美，五年后才惊叹于他的书法。得到李徐的数幅作品，悬挂在壁上，与康有为的书相比，康书显得粗犷，与吴昌硕的书相比，吴书显得俗气，与沈曾植的书相比，沈书显得拘谨。只有将邓石如的最佳作品与陈抟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十字搭配，才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