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女子地位尴尬，纵有满腔才华，也被时代限制，萧红便是这样一个被时代蹉跎的女子。
她曾写下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她经历过四段感情，屡次被渣男抛弃，纵有千般才华也无力施展。萧红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归咎于性别，但真的是因为这样吗？
萧红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上下一心，集中力量废除了封建帝制，依附于皇朝的丑恶制度也被废除，自由民主成了震耳欲聋的口号。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女权主义也渐渐复苏，萧红也赶上了这波红利。她虽是女子，却有机会与男子一同进入学堂。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她得到的一切都显得极为不易。
她出生于富贵人家，母亲早亡，因父亲不疼，继母苛待，让她本该绚烂的人生多了一重阴影。
在萧红的生活里，知识是她唯一的光，她怎能允许别人轻易地践踏，故她离家出走以做修女来威胁父亲。最终，用破釜沉舟的精神换来了读书的机会。
父亲和继母的苛待，让她见识到了人生的丑恶。所以她的作品受童年影响，以消极悲观的情绪为主。
她愚昧的父亲仍不死心，早早地给她安排了亲事，妄图让她相夫教子，度过一生。她的学习在父亲的眼中是不务正业，她的满腔才华，在父亲眼中竟是无德。
19岁时，父亲自作主张为她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官宦子弟汪恩甲。在别人眼里，嫁给汪恩甲是她最好的出路。可在萧红眼里，看似良人的汪恩甲，不过是受祖宗荫蔽的纨绔子弟。
而且她不愿意受父亲摆布，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余生都浪费在婚姻上。
汪恩甲的哥哥汪恩厚，也因此事武断地评价准弟妹，生活不检点。为了保全汪家名声，他代弟休妻。萧红也不是一般人，她一纸状书将汪恩厚告上法庭，指责他没有资格代弟休妻。
然而，萧红的满腔热血还是被浇灭了，一笔写不出两个汪字。汪氏兄弟怎么说都是一家人，怎会为了一个女人反目？
汪恩甲出庭作证，说休妻是自己的主意，以此来洗脱哥哥的罪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接二连三的出事让萧红措手不及，舆论的压力让她不得已离开家乡。萧红在这偌大的城市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求助于汪恩甲。
人在走投无路时，往往显得那么卑微和无奈，活着，真的比什么都重要！随后，萧红和汪恩甲便一起住进了哈尔滨东兴顺旅馆。
没过多久，萧红便有了身孕，她很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可预产期将近，汪恩甲却突然无故消失了。
萧红大着肚子的萧红无力偿还租金，便被扣在旅馆不得外出。旅馆老板见她无力偿还债务，便断了她的饮食，将她赶去柴房，甚至差点将她卖到妓院。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个怀孕的女人没有一点应对的能力。这时她只能写信到《国际协报》寻求帮助，也在此时，她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萧军。
单从此事来看，萧军重情重义设法救萧红于危难。可客观来讲，读书人最重礼义廉耻。他既然决定救萧红，为何不替她支付房费，大大方方把她接出来，反而不惜让孕妇冒险，选择这种流氓的方法？
萧军陪产后的萧红所以从这件小事来看，萧军也绝非良人。萧红出来时已经快到预产期了，生下孩子后，她自知无力抚养，便将孩子送人了，但最终这可怜的孩子却夭折了。
萧红写下短篇小说《弃儿》：“孩子生下来哭了五天了躺在冰凉的板床上，涨水后的蚊虫成群片地从气窗挤进来，在小孩的脸上身上爬行。他全身冰冰，他整天整夜的哭。冷吗？饿吗？
生下来就没有妈妈的孩子谁去管她呢？月光照了满墙，墙上闪着一个影子，影子抖颤着，芹挨下床去，脸伏在有月光的墙上——小宝宝，不要哭了妈妈不是来抱你吗？冻得这样冰呵，我可怜的孩子！”她低声呢喃，仿佛在心疼，也仿佛是在忏悔。
1933年，萧红、萧军在哈尔滨道里公园1935年12月，24岁的萧红写了一部传世的经典名篇——《生死场》。它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
随后，她便一直与萧军生活在一起。起初两人诗情画意，一起创作，彼此欣赏。可渐渐地，萧军的劣根便展露出来了，两人在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鲁迅先生去世了。
萧军敏感多疑，风流浪荡，甚至多次对萧红家暴，风花雪月再也掩盖不了萧红的痛苦。无奈之下，只好提了分手。分手时，萧红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
1934年，萧红、萧军在青岛海边难过之余，萧红写下《苦杯》：“感情的帐目，要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算也总是不够本。已经不爱我了吧，尚日日与我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爱情走向陌路，爱人如同童年阴影——父亲对自己的拳打脚踢，萧红痛苦地写下“人间都对我无情了”
在这万念俱灰之际，萧红又遇到了一个男人——端木蕻良。
这种种作为，最终打动了萧红，让她误以为终于遇到了真命天子，两人于1938年5月在武汉完婚。
婚后两人相敬如宾，羡煞旁人。可当日本大肆进攻武汉时，端木蕻良却抛下怀有身孕的萧红，独自坐船逃跑。
“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这是萧红在武汉时被端木蕻良抛弃的心情。
当时日寇入侵，我中华大地饱受战乱摧残，时局动荡。后来在几经碾转之下，萧红和端木蕻良去了香港。没多久，香港沦陷，端木蕻良又抛下萧红，独自逃亡。
当真是应验了那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941年4月，萧红患上肺结核，10月开始住院治疗。11月底，因受医院冷遇，萧红选择在家养病。
1942年1月，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942年1月19日，大概是回光返照，萧红精神得到短暂恢复，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享年31岁。
1938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在西安萧红觉得自己命苦，是因为自己是女人被社会打压。可单从这三段感情来看，她的性格也并非独立女性，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是依附于男人。
这种性格与她童年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有继母打压虐待的经历有关。所以她的人生之所以这样悲凉，除了这个时代因素外，还与她不幸的童年经历有关。
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曾经存在过，用手中的笔，书写了旧社会时期女子的不幸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