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钟书1936年前后，鲁迅故去时，钱锺书刚清华大学毕业没多久，且正留学在外，也还没有任何著作正式出版，其声名只在清华小圈子内流散。基本上，鲁迅是不大可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存在的。
而对钱锺书而言，鲁迅的大名自是从小就如雷贯耳的，加上他后半生始终生活在“独尊鲁迅”的环境之中，完全无法绕开。可问题的蹊跷在于，就是这种情况下，且钱氏生平又那么臧否人物，对鲁迅却几乎置若罔闻，不议不论，让人好生奇怪。
无锡钱钟书故居，此为其少年时代卧室钱锺书的忽视，到底是一个莫之致而致的习惯问题，还是取瑟而歌的别有深意，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我个人体会而言，这本身是不构成疑惑的。我想，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会引起注意，多少是因为对钱锺书为人的隔膜所致。
钱钟书的“围城”世界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1950年代，武汉他幼年时，其父钱基博就告诫他，“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他以后志行，确实不忘父训，“可谓孝矣”所以，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引用书籍近万部，涉及到的人物之多也如“录鬼簿”，但绝少有“活人”的身影。
据名学者傅璇琮在《缅怀钱钟书先生》的记述，钱钟书曾对他说过：“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时为1984年。这就是说，以《管锥编》、《谈艺录》之囊括四海，谈及的现代人物仅有两位，一为吕思勉，另一即为傅公。
孤岛上，鲁迅式的“一个都不宽恕”这是钱锺书的心高气傲处。他的一生，绝少有行迹密迩的私交，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总体态度也是轻视的，几乎懒得一提。偶尔有几个人被点名，要么就是私下闲谈说到，要么就是机锋中寓有深意。
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没有提及鲁迅，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他本人心中，大概也从来没觉得这算得上是一个事情吧。
钱钟书、杨绛夫妇及独女钱媛1980年代前后，出访美国1956年何其芳发表《论阿Q》，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评价提出异议，受到众人非难，但钱氏却是赞成者，并举大量例子提出所谓“阿Q精神”塑造平淡无奇，在古今中外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找到；他生前未公刊的《容安馆札记》第84则中，对于鲁迅所主张的直译的翻译论，相当的不以为然。
“小时候，想成为鲁迅那样的作家；现在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他笔下的可怜人”钱钟书遗著《管锥编》——这些年我读的最慢、最多的一部书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官方代言,是应酬敷衍,并不能视为他自己的心声。
钱锺书尽可能地避谈鲁迅，而且对他没有好感，原因除了彼此的人生旨趣确实大相径庭不相为谋之外，应该也是有不便言明的私人恩怨掺杂其间的。
钱基博武汉旧居“朴园”，建于1930年代，掩映在昙华林附近而且，因为鲁迅的大名与好斗，钱锺书的至亲都曾和鲁迅闹过不开森。校订其事实，勘察其情伪，这多少是会影响到他对鲁迅的看法的。
《鲁迅全集》——可称几十年来影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巨的一部书杨绛与其三姑，1938年因保护妇女而死在日军屠刀之下的杨荫榆对于此事，杨绛至老犹耿耿于怀，晚年写《回忆我的姑母》，照样不提及鲁迅，但春秋笔法式地写道，“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为姑母打抱不平，对鲁迅隐然贬斥。
钱锺书虽然从未说过此事，但他们伉俪情深，“意见可以互换”，既然杨绛都不能原谅鲁翁，钱锺书又怎可能对鲁迅有好感？
其实，钱锺书自己，即便抛开所有恩怨，对鲁迅也是成见甚深的。就价值理念而言，他们可称“互为反对者”他不提鲁迅，甚至反感鲁迅，我以为这是核心的原因。
钱锺书的一生，一贯秉持群己权界论立场，自觉远离政圈，推崇学术与人格的独立性，厌恶任何外在的压迫力量，所有人都视为圣眷隆宠的译事工作也不觉得多荣耀，对于左翼盟主的鲁迅，尤其是被捧起来高高如神的鲁迅，我们不难想到他那高傲的表情的。有所不取，良有以也。
恩怨已散，各留先生之风钱钟书是个聪明人，极懂明哲保身之道，知道老虎的尾巴碰不得，后半生似乎一直都在刻意回避谈论鲁迅。他的心底，应该是没把鲁迅看得多重的。好不好另说，可这应该是件事实。
钱钟书没刻薄批评鲁迅，以他嘴不饶人的作风，都算是菩萨低眉笔下留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