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作家，其小说描写对象多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主要作品有《她们》《阳台上》《好人宋没用》等。
任晓雯：关于这两位作家，我写过数万字的心得体会，这里择要说一下感想。我认为这两位伟大作家骨子里的不同，是由他们不同的信仰状态决定的。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再无别的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曾经接近死亡。人类灵魂在将死之时，处于怎样的状态呢？当被瞄准，即将出膛，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审判？我认为这个时刻里，蕴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命的全部体验，也奠定了他那再也无法被人复制的写作方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对“上帝是否存在”的探讨，不仅仅停留于道德层面，而是直指永生和复活。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彻底撕裂，摆在世人面前。
托尔斯泰对此的评价说：“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简言之，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病态的。这评价倒与《地下室手记》的开篇相契合：“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以自言自语甚至病呓般的第一人称，展开了这部作品。
也许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差评，和对他本人的恶劣印象有关。他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写道：“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既不善良，也不快乐。他心术不正，善妒而又堕落，一辈子都在使性子，发脾气……在瑞士，我曾目睹他对仆人的态度可恶至极，以致受辱的仆人愤而发出‘我也是个人’的怒吼。”屠格涅夫的话就更难听了，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是道德主义者。基督徒不过是一群认识到自己有罪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真能像自己以外的那样，凭借一己之力做到道德完善，那他就不再需要拯救。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自己缺陷多多，但他愿意用尽毕生气力向自己灵魂的黑洞深处挖掘。在我的理解中，《地下室手记》的“地下”，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概念，还隐喻了人类的灵魂秩序，指称了人类灵魂底部，那永远不能拿来示人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试图把不可示人的，拿出来示人。
他在这本书中，这样写道：“在任何人的回忆录里总有这样一些东西，除了自己的朋友外，他不愿意向所有的人公开。还有这样一些东西，他对朋友也不愿意公开，除非对他自己，而且还要保密。但是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这人连对他自己也害怕公开，可是这样的东西，任何一个正派人都积蓄了很多很多。就是说，甚至有这样的情况：这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他还进一步指出，“海涅断言，实事求是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关于他自己肯定会说许多假话。在他看来，比方说，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肯定对自己说了许多假话，而且甚至于蓄意这样做，出于虚荣。”我几乎可以说，这里面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方法论的基本奥秘。或许另有奥康纳之类的作家，对人类的幽暗也有深刻洞悉，但他们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只是通过摆布笔下的人物，来达成自己对人性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样，他对自己毫不留情。我就从没看到哪个作家，对待自己有如此之诚实，诚实到令人不适，甚至恶心。
而托尔斯泰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道德主义者。托尔斯泰深受《四福音书》影响，把爱、无私、舍己作为自己的信念，也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想要帮助穷人和农民。可惜行动追不上信念。这导致他被一些人奉为圣人，却被另一些人大加诟病，甚至骂他“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虚伪的人道主义”
比如，托尔斯泰跟农妇有染，生了个儿子，日后竟让私生子给嫡生子当车夫。关于这件事，毛姆嘲讽他“一心想救农奴脱离受贬低的处境，想教育他们，教他们干净、正经和自重，我以为他至少会为他的私生子出点力呢。”但事实就是，托尔斯泰随便私生子自生自灭，唯一的帮助是为他安排了车夫之职。在我看来，这是比侮辱仆人严重得多的事件，倘若是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不知托尔斯泰会使用怎样的评价之词呢。
在小说写作中，在《复活》、《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中，托尔斯泰是真诚而有忏悔精神的。但在生活中，他的人生理念与实际行动，自我想象与实际形象，似乎存在差距。不止一位熟人回忆起他，认为他冷淡骄傲，惹人生厌。屠格涅夫说，“最叫人惊惶的莫过于托尔斯泰审讯式的目光，那种目光加上几句刻薄话，可以把人气得半死。他对别人的批评很难接受，当他偶然读到一封对他稍有微词的信件，他立刻向写信的人挑战，朋友们很难阻止他进行可笑的决斗。”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过于简单粗暴。我对这位在探寻生命意义的征途中毕生跋涉的老人，深怀体恤之怜悯，理解之同情。他的舍己爱人的努力是真诚的，他的力不从心也是真实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他的信仰。托尔斯泰愿意接受的教诲，却不愿相信永生和复活；看重人类的道德完善，却高估完善道德的能力；抓住了《福音书》中关于爱的阐述，却忽略了彼得、犹大、法利赛人的人性幽暗。他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一样，是理性主义者。他看起来像是无神论者伊万的反面，实则不乏共通之处。他们都想从理性推导出上帝之于人类灵魂和生命秩序的必要性，但却在理性的尽头停住。伊万的选择是调转头去，把上帝和人类的道德整个抛弃。托尔斯泰的做法却是，无视理性的局限，继续往前推演，试图弥合那不可见的至高者，和人类有限理性之间的沟壑。他甚至发出“上帝的国在你们心中”的断言——虽然曾经明明白白指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从这个基础出发，托尔斯泰为自己找到了人生准则，还发展出一套社会理念。而他的理念，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最为贴切：这是一个“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别塔的问题：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来。”托尔斯泰的社会理念，最终在实践中失败。毛姆说：“有人希望照他的观点度日，还成立了移民聚落。他们试图实践他的不抵抗主义，遭遇到悲惨下场，而他们落难的故事颇有启发性，也很滑稽。”托尔斯泰本人的晚年生活也富有悲剧色彩。一位年轻的追随者，契儿特科夫，逼迫托尔斯泰实践自己的观念，让他把包括作品在内的财产捐出去。而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却反复提醒，他有一家子妻小需要养活，孩子们正是接受教育的时候。契儿特科夫和索菲亚激烈争吵，使得托尔斯泰左右为难。或者不妨说，这两个人看起来，倒像是托尔斯泰内心矛盾的外化。是他渴望成为的人，和他实际所是的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无法解脱，只能一走了之，最终死在了路上。这样的生命结局，简直像是关于托尔斯泰灵魂状态的隐喻。
那么，是上帝设定的秩序塌毁了吗？这样的疑问亘古有之。《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不是《创世纪》，而是《约伯记》。约伯就是一位受难的好人。好人为什么有苦难？约伯不停呼求，三位朋友不停论断。也许上帝的回答过于奥妙了，不能阻止人类一次又一次发问。然而，上帝允许人类发问。《约伯记》仿佛一把关于苦难和死亡的钥匙，开启了我们对这个在报应问题上看似毫无公平的世界的理解。
是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有现世，灵魂与肉体一般短暂，那么，善恶祸福岂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罪的代价是死亡。”死亡不仅仅指肉体的消失。在《创世纪》中，告诫亚当，不要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实，“因为当你吃的时候，你必将死。”从语气上看，死亡将是一个食用禁果后即刻发生的事实。然而，亚当夏娃吃了以后，还活得好好的，并且眼睛“开”了，能够知善恶了。难道真如引诱他们的蛇所言，在欺骗亚当吗？不，所说的死亡，不仅仅指肉体消亡。在知道亚当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派遣基路伯看守生命树。没有吃到生命树果子的人类，便拥有了肉体死亡。但肉体死亡不是即刻发生的。即刻发生的，是亚当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结，成为被逐出伊甸园的孤儿。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人类仰望呼求，却不能回到上帝身边，直至来临。表示，人只有跟随他，才能向死而生。由此可见，所警诫的死亡，更多指灵魂的昏昧和沉睡。“罪的代价是死亡”，这里的“死亡”也指灵魂状态。那么肉体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句话里的死，才是肉体死亡。要到肉体死亡之后，上帝才会展开审判。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把生与死视为连贯一体时，才能看到报应和奖惩的绝对公平。
这是托尔斯泰的局限，也是人类的普遍局限——我们被困在了可见的世界上，更高远的审判，我们看不见。任何在现实世界上寻求完整秩序的渴望注定破灭，因为“天国不在地上”也正因为此，《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个秩序明确的世界破碎了。与之一起破碎的，还有托尔斯泰反对私有财产的社会乌托邦倾向，和他对私欲全然否定的道德乌托邦倾向。
采写：杨司奇校对：赵琳、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