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长篇小说处女作《越野赛跑》即使不是一部纯粹的先锋派作品，也是一部深受先锋派意识影响的作品。作家显然非常娴熟地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自然而然就把历史现实经过心理逻辑“消解”，化为“个人化”视野中的事件——一个可以理性评说的历史现实，变成了“我们村庄”荒诞不经的场景。小说把叙事的重心放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村庄”许多人被一个叫“常华”的复员军人带着守仁、小老虎等打手，随心所欲地欺凌。作品主人公冯步年因为养了一匹当地罕见的马，也被不断施暴，打得死去活来。实在受不了，他只能把自己变成了马，在世人面前学着马的样子走路，发出马叫的声音，总算能够熬过了那些苦难的日子。这样一匹马，很容易让人想到卡夫卡笔下的那只甲壳虫。另一个则发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天柱山”里的一种生生不息、似乎永远在成群飞舞的虫子，实际上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高级绿色食材。城里人都来这里吃虫子，一夜之间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吃成了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富裕小镇。人们富得流油，物欲无法节制，人性也开始变态。主人公冯步年曾经在“天柱山”和虫子们生活过很长时间，也因此成为“我们村庄”最先富起来人当中的首富。然而，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小荷花却变成了一匹马，而且是被父亲关在笼子里的一匹马。
《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通常会被误解为姐妹篇，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意识走向的故事。唯一相同的是，这两部作品已经注意到要控制以往的“先锋性”，转向更真实更深层的“人性”的展示与开掘。前者展开了一个前线负伤、光荣归来的英雄刘亚军与他的妻子张小影的关系描写。人们实际上并不关心靠轮椅生活的刘亚军的侦察兵战争经历，而更醉心于嫁给刘亚军的张小影的社会演说效果。张小影渐渐成了两人关系的主角，而刘亚军则被不断边缘化。由此产生了相当扭曲的“人性”后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生活悲剧。后者则讲述一个被误判为犯的鲁建，出狱后寻找那个曾经指认他犯罪的女人俞智丽复仇。故事发展却出人意料，两人有了情感关系。也许更多为了赎罪，工会干部俞智丽爱上了刑满释放人员鲁建，不顾一切离了婚，打破安定生活，和鲁建一起离开。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不幸的结局正在远远地向他们招手。
尽管这两部小说很受读者的喜爱，但这个时期，艾伟最为厚重的作品，应该是长篇小说《风和日丽》。当主人公杨小翼少女时代知道自己的生父在北京为官的时候，她内心中就建立起强烈的“寻父”念头。她作为军人保送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也开始了她真正的“寻父”历程。然而，由于当时政治的、家庭的种种原因，父女俩虽然相见，却无法相认。一个曾经身经百战的将军，在自己的妻儿面前，始终没能承认年轻时的一次情感经历。杨小翼决心让将军认下自己，反而惹怒了将军。她被发配到四川的军工厂，经历了复杂的生活，也有了自己的婚姻。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意外地救了流落到四川的将军。后来杨小翼回到北京继续完成学业，成为一个历史研究专家，设专题研究将军的革命史。她个人生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与被判刑入狱的丈夫伍思岷离婚后，带着儿子一起在北京生活，同时，与青梅竹马但已是有妇之夫的刘世军激活了埋藏心里多年的情感。然而刘世军却因参战被俘，杨小翼也因儿子离家出走云南，死于车祸而陷入了深深的苦痛之中。这个时候，风烛残年的将军托人带话，想要认她。杨小翼说，我已经老了，不需要一个父亲了，以此拒绝。她和将军再也没有见面。不过，她得知，将军临死前好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但还记得当年，她救过自己。这部作品容量巨大，时间跨度也很大，几乎涵盖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坎坷命运。如果选择用三部曲的结构去叙事，那么思想艺术效果一定会非常理想。而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作品后半部材料有些拥挤，叙事节奏有些急促的结果。
《镜中》从故事到主题突然与艾伟以往的小说完全不同，有一种全新之感。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不仅使身居杭州的作品主人公庄润生的家庭完全支离破碎，还使作为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师的他，失去了原有的佛系品质与节奏。本来，他的犯罪感来自以为自己的偷情导致妻子、孩子发生车祸。很快，他发现情况并非这样。妻子易蓉爱他的时间加起来并没有超过一个星期，她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要离开自己的演员母亲。更为令他精神崩溃的是，平时一派贤妻良母模样的易蓉，实际上是一个酒鬼和放浪之女。这样的打击，逼迫着他不得不离开繁华大都市的中产阶层生活，在中缅边境的战争难民营充当志愿者，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生。庄润生在缅甸地方武装的拘留营里，深切体验到无法掌握自己命运，无助无望的普通人的苦难，内心升华出超越“自我”的崇高境界，并在后来承接的道场设计中，化为悲悯的人类情怀。这部作品的创新意识和主题深度，表明艾伟长篇小说创作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
先锋色彩较为鲜明的作品通常选择“第一人称”叙述，把“说什么”的重心放在“谁在说”这意味着小说叙事者不再“全知全能”，而作为一个叙事“自我”体现出观察现实的个人自由，也有意表现出个人视角的局限。《越野赛跑》中的第一人称只是“我们村庄”，有点像莫言著名的“我奶奶”视角。正是这个视角的存在，小说中的历史关系、现实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才能发生合理变形，才能被“心理现实”合理解构，才会出现“非理性”的合理倾向。例如作品重点描写表现的我们村庄不同时期的“人性”欲望灾难，仔细读来，之间并没有理性逻辑的关系，倒是更像两大历史碎片随意放在那里。冯步年与冯步青兄弟之间、与小荷花之间、与“我们村庄”所有人之间，关系似乎都很松散随意，之间关系的必然性仿佛被偶然性更多替代了。
就小说故事而言，《盛夏》是艾伟小说中最为精致、品相最好的一部。小说并不长，却能够把复杂的人物关系安排得井井有条、丝丝入扣。也可能过于精致，使这部作品更接近推理小说，导致陷入了“类型”的困局里。《南方》可能因为多人称——“你我他”的叙事者组合，以及小说时空的调配，显示出小说探索实验形式的美感。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比艾伟任何一部小说都更突出“艾伟式”叙事风格，却也能发现，“真实”与“荒诞”的相互渗透，会让人感觉到叙事正向以往的“先锋”习惯滑行，如果作家失去控制力的话。
严格地说，《越野赛跑》由于“荒诞”内涵渗透于人物关系之中，很难看出塑造人物形象的意识，很难分析主人公冯步年的性格内涵。或者说，冯步年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的小说人物，尽管他经历了恐怖的生活磨难，变成了一匹不可思议的白马。与其分析这个人物，不如分析“第一人称”叙述者。但是，这并不妨碍更深度去认识理解“变形”的思想含义和哲学意义，更不妨碍作品才华出众地写出“白马”令人神奇的魅力。小说中关于“白马”的描写，带着诗一样的情感，充满祈求敬畏的神圣感。事实上，“白马”形象象征着一个至暗年代“上苍”之光、生存的勇气和抗争的力量。这一点，它与冯步年之间有着神秘的沟通。所以步年只有把自己变成马，才能生存、才会思考、才有灵魂。白马是冯步年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能量的源泉。而其他人，变不了马，只能是没有灵魂行尸走肉，被一种几近疯狂的现实力量所吞噬。
另外一个与之相似的人物，就是《风和日丽》中的刘世军。他出身高级干部家庭，从小在部队里，前途一片光明，更像生活的宠儿。他可以和女主人公杨小翼的闺密保持夫妻关系，而又跑到北京与杨小翼同居。然而与刘亚军共同经历的那场战争，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他从敌人战俘营逃回来，受到最严格的组织审查，也沦为社会底层人士。他选择了当一个灯塔管理人，每天伴着无尽的寂寞。回归普通人生活后，他找到了“自我”，非常乐观充实，表现出军人的“英雄”品质。从刘亚军形象到刘世军形象，我们看到艾伟小说中的普通人正在驱散悲观的阴霾，见到乐观的阳光，也能感知人物形象塑造的不断深化。
先锋派小说通常对“傻瓜”形象颇有心得。《越野赛跑》中的小荷花就是这样的人物。她略有些智障，“人性”则相当完整美好，才有可能和冯步年一样变成“马”到了《南方》，就成了男人杜天宝。他没有变成“马”，却作为弱者真实顽强地生活着。他是永城西门街有名的“傻瓜”，和西门街最放浪的女人杨美丽的两个女儿罗忆苦、罗思甜一起长大。这两个女孩后来也成为这一带的风流女性，搅出了许许多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所有人都变了，只有杜天宝还是一个“傻瓜”他一直都是两姐妹的异性知己和避风港。罗思甜未婚怀孕，就躲在他家里。罗思甜儿子被放到桶里漂走了，是他带着沿江寻找。他每天用三轮车送罗忆苦上班，任劳任怨。罗忆苦受对象肖俊杰欺负，杜天宝愤怒地把肖俊杰的一只耳朵咬下来，自己去坐牢不后悔。他其实是一个有特殊禀赋的人。抓苍蝇有一手绝活，而且，在服刑三年里就学成了一名优秀的小偷。人们利用他的傻劲，利用他的绝技去干各种好事，也干各种坏事。可他永远傻傻面对人生，无怨无悔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的婚姻生活也非常怪异。老婆比他还傻，一辈子傻笑。他们俩生下的女儿则聪明伶俐，长大后也是个美人。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傻瓜的女儿与罗思甜失踪的儿子恋爱，书写了西门街一段美丽的爱情童话。作品没有深度挖掘杜天宝的个性，却写出了杜天宝善良仁义的人性。在那个非人的年代，在那个人心险恶、道德沦丧的西门街，杜天宝象征着暖意、亮色、信任、诗意、美好。作品通过这个有点“钟楼怪人”品质的人物，表明了作家批判现实的鲜明态度，也赞美了普通人的人性，突出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品质。
此前，庄润生这个形象，在艾伟的长篇小说中，从未出现过。在中国当代小说中，这样的人物也极为鲜见。作品真实反映了中国精英群体的现状，深刻揭示了精英生活的内在矛盾，体现出道德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突出了作品的思想主题。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将在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进程中，接受更多的检验，得到更有力的证实。
艾伟小说的女性形象很值得一说。
《越野赛跑》中的小荷花，虽然不是现实主义小说人物，却有着突出的传奇色彩。她因为与表兄一起到水库时游过泳，为“我们村庄”的人所不齿。因为脑子不太灵光，所以这些人格污辱并不会造成她多大的痛苦，阻碍她继续和男人打情骂俏。她被投机分子冯步青抛弃后，与“马人”冯步年结成了患难夫妻，一起到天柱山中，过起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冯步年也因此不用变为马，可以直立走路了。然而后来小荷花却变得更傻了，冯步年不得不关掉生意，背着她到处求医，仍不见好。这回轮到她变成了一匹马，关在笼子里。这个女性形象颇有些象征意义：人性历经磨难，不泯不灭。她在过去的苦难岁月中还能找到一块净土，而当资本过度膨胀的时候，她只能被关在笼子里。在这里，作家的批判态度非常鲜明。
事实上，类似的描写大量存在。把它们集合在一起，不难看出，作家的情绪，不仅悲观，而且流淌一种悲悯之情。是命运无常，抑或生命脆弱？是历史无情，抑或人性无力？是世界之大，抑或人之渺小？是世纪末情绪的延续，抑或对人类前景的怀疑？很多时候，这些情绪会化为作品的叙事基调与情怀。贺绍俊认为艾伟是一个“温情的怀疑主义者”，悲观情感与怀疑情感在作品里总是连在一起，很难分清彼此。不过，如果说，艾伟以往的长篇小说包括《风和日丽》的诗意还来自宿命感、忧郁感的话，那么在《镜中》这部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里，不再来自个人的感伤，而是来自对真实世界历史变迁的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