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抄袭，维权到底导读：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遭遇了十年艰难时期，但是在这十年里，我们创造的成果极其辉煌，我们不但没被整垮，而且还拥有了“两弹一星”，在这十年里也英雄辈出，这其中就有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然而，当我们将那个时代的真相呈现在众人面前时，今天的佞人们跳出来说这是在美化那个时代的苦难。
时间轴：1964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
这些军阀混战的目的是为了抢地盘，这里无论是谁来，都是尽其所能搜刮那里的百姓。
这种军阀混战的日子，可谓是民不聊生。
生在这样一个乱世，没有幸福可言，只有悲惨相伴，而焦裕禄就出生在这样的乱世。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崮山乡北崮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焦裕禄还算幸运，毕竟他还有学可上。
1929年，7岁的焦裕禄开始上学，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拉开了序幕。
1932年，焦裕禄的家乡遭遇灾荒，对于他们这样的贫农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
于是，焦裕禄只能被迫退学，那年他只有11岁。
今天11岁的孩子还在学校里读书，而焦裕禄则只能在家种地，遇到农闲时就做点小生意，靠卖菜卖油来帮家里减轻负担。
他在古山桥卖过锅饼，也跟过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焦裕禄的故乡山东博山很快就被日军占领。
为了分担家庭的负担，15岁的焦裕禄便到黑山煤窑当小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得到的仅仅是一点橡子面，但这点儿食物连他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
1941年，焦裕禄的故乡又遭受旱灾，他的父亲因官府催捐，被逼无奈只得悬梁自尽，此时的焦裕禄才19岁。
然而，祸不单行。
1942年，年满20岁的焦裕禄被日军抓到，押送到辽宁抚顺煤矿当苦力劳工。
在和汉奸的威逼之下，焦裕禄每天在煤窑里干15个小时以上，和他住在一个工棚的二十三人中，两三个月里，就有17个人被折磨死去。
1943年，21岁的焦裕禄想方设法逃离煤窑矿区，并且成功返回家乡。
然而，就在这一年，博山又遭旱灾，焦裕禄只得带着妻子外出逃荒，流落至江苏宿迁，在这里给一个姓胡的地主当长工。
地主与和汉奸都是一丘之貉，剥削和压迫无处不在，即使焦裕禄在生病的时候，地主依然逼迫他干活。
焦裕禄与雷锋一样，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悲惨凄凉，这也是为什么日后他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底层原因，因为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让他们更加愿意投身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的人生经历让他们深刻明白，旧社会没有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而新中国给了他们崭新的人生，如同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正因为他们自己的命运多舛，才会更加同情那些穷苦的劳动者，这就是今天的佞人们所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的阶级情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焦裕禄终于回到了山东博山老家。
此时，我们在山东已经有了根据地，而焦裕禄也终于找到了自己阶级的组织，他在村里担任民兵班长，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
1946年1月，焦裕禄加入了中国。
他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焦裕禄入党之后，被调到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在武装部工作期间，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他就根据上级指示，带领大家积极学习如何，如何布阵。
1947年春，盘踞在山东淄川、博山、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一起，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
当时处于敌众我寡的形势，力量对比悬殊，需要主力部队增援，但时间却不允许。为了迷惑敌人，焦裕禄想出了一个智退敌人的办法。
他派出6名同志，在黑山和岳庄一带的民房门上，用粉笔写上“八陡某团某营驻”、“某团某营某连驻”等字样。
当敌人经过此地时，见到民房上的粉笔字，大吃一惊，以为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即将赶到，于是慌忙下令后撤。
等到敌人弄清虚实时，我们的增援部队已赶到，由此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护了崮山根据地。
此时的焦裕禄只有25岁。
1947年7月，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集训，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之后随军南下，开辟新的解放区。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他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这里他坚持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作政治宣传工作，在彭店区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没收了地主的浮财，分了地主的土地。
1948年5月，焦裕禄调到尉氏县宣传部任干事。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
焦裕禄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带领担架队，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斗争。
淮海战役结束时，豫皖苏五分区奖给焦裕禄所在的大队一面“支前模范”的锦旗。
1949年春，焦裕禄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作，同这里的土匪恶霸进行斗争。
1950年夏，焦裕禄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1950年冬，焦裕禄任共青团尉氏县委副书记。
1952年春，焦裕禄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
1953年，焦裕禄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
此时，“一五计划”开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党从各个方面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派往工业战线。
11月11日，《起重机厂报》登载了“机械车间被评为前后方竞赛优秀单位”的消息，并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焦裕禄写的《机械车间三季度竞赛总结》。
12月，焦裕禄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分别是：1、依靠群众；2、发扬民主；3、经常总结工作；4、学习政治；5、利用积极分子做工作；6、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7、依靠党的领导；8、搞好团结；9、学习党的政策；10、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
1956年底，焦裕禄学成归来，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
1958年春，一金工车间进行设备安装，但设备安装没有完全结束时，厂党委却下达了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两米五双筒卷扬机被制造出来了，因为生产成绩显著，一金工车间被评为全厂的红旗车间。
那是一个你追我赶的时代，没有躺平与懈怠，因为红旗代表荣誉，那是一种超越物质奖励的力量。
1959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任厂里的调度科长，担负起全厂的生产调度任务。
此时，我们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而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期间，焦裕禄患上了肝病。
1962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农村面临着重新整改的需要。
6月，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12月，焦裕禄调到河南兰考县，这是他人生最后一站。
当时的兰考县有90多万亩土地，却一片荒芜，两条黄河故道横贯全境，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到处都是内涝的片片洼窝，里面结着青色的冰凌，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
这一年的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又淹坏了30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这就是焦裕禄上任的地方，一片让人看不到希望的土地。
当时面对灾情有两种办法：一是靠自己，二是靠救济。
焦裕禄认为，改变兰考的面貌，干部是关键，如果干部不作为，那么人民群众就只能懈怠。
为此他深入群众，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法，拜群众为师，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将改变兰考的面貌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相信自己可以带领兰考36万勤劳的人民走出困境。
1963年1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贡献，为基层干部作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委员开会，人到齐之后带着他们去了火车站。
当时，国家有专门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列，此时正从这里开过。
北风怒号，漫天风雪。
灾民们登上火车时，焦裕禄沉重地对县委委员说道。
“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之后，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焦裕禄在会上说道。
“兰考这块地方，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之后，县委领导干部纷纷走出县委机关，到重灾村调查研究，通过走、看、问、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风沙、内涝、盐碱是兰考的“三害”，要想改变这里的面貌，就必须治风、治水、治碱。
1963年2月，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
县委先后抽调了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焦裕禄的肝病已经非常严重，但是他依然加入到这支调查队的工作中，经过120多个白天和黑夜的奋战，跑了120多个大队，跋涉5000多里路，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
了解清楚“三害”的问题根源之后，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焦裕禄在规划上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对于“三害”的治理，焦裕禄做了总结。
治沙方面：以林治沙，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
治水方面：以排为主，排、罐、滞、涝、台、改兼施。
治碱方面：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台田试种，引进耐碱作物。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干部，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靠着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拿出了一整套科学治理兰考“三害”的方案。
虽然有了方案，但是要从根本上制服“三害”，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抓典型、树样板，打一场除“三害”的人民战争。
为此，焦裕禄决定树立榜样，让大家有可以学习借鉴的经验，于是他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调查。
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并亲自带头种植泡桐，于是全县人民造起了片片泡桐林。
他又深入全县农村调查，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赵垛楼、秦寨、韩村、坝子五个先进典型，让这些先进典型带动别的地方治理“三害”
在兰考治“三害”期间，焦裕禄一直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的办公设备不肯换，衣物破了缝缝补补继续穿，因为他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比他们这些当干部的更苦，而他应该与人民一起同甘共苦。
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同涝、沙、碱“三害”斗争胜利前进之时，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
他在开会和作报告时，经常用右膝顶住肝部，不断用左手按住疼处，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最后，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
3月，焦裕禄的病情加重，他不能继续在工作岗位坚持下去了，于是布置好了工作之后，才依依不舍地上了火车，住进了郑州医院。
在治疗期间，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焦裕禄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他一直秉持着干部不能搞特殊化的原则。
5月初，焦裕禄的肝病更加严重，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道。
“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焦裕禄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他看着女儿说道。
“小梅，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
他在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在他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在焦裕禄看来，他活着没有把兰考治理好，没有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愧对当地的百姓，愧对党对他的信任。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好干部，心里真正装着人民，把为人民谋幸福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
焦裕禄逝世后，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裕禄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
《》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连续发表社论，高度赞扬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966年9月15日，老人家接见了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
同年10月1日，老人家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人民公仆，焦裕禄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更懂得劳苦大众的疾苦，身为干部却不为自己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奉献一生也无怨无悔。
老人家那个时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随时面临战争威胁，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只为了今天我们的幸福。
然而，当我们将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展现在众人面前时，今天的佞人们却说我们在美化那个时代的苦难。
对于这些佞人们的说辞，我们其实能够理解，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佞人们的父母，没有把他们生在外国，逼得他们现在只能做一个香蕉人。
实际上，并非现在才有佞人，同样与焦裕禄一样是干部，有些人却是禽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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