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一直深受很多人的敬佩。
在冯友兰第一次给毛主席写信的时候，毛主席却在回信中告诉冯友兰：“总以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诗书世家，他的父亲冯台异在光绪年间中过进士，所以家里人从小就对他的教育十分上心。
在父亲冯台异因病去世之后，冯友兰的母亲对儿子的教育依旧非常重视，冯友兰的母亲敏锐的察觉到时代已经改变，旧式的教育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冯友兰15岁的时候，她果断的让冯友兰考入唐河高等小学预科，而冯友兰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次年春天考进了中州公学的中学班。
此后的冯友兰又辗转多地求学，最后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班，在北京大学继续4年的学业之后，又于1915年赴美国留学，并且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回国之后冯友兰先后在中州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任教，而且在此期间还写成巨著《中国哲学简史》。
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之后，冯友兰跟随学校辗转多地，在这期间他通过“贞元六书”重新定义了理学的思想体系，在学界的地位大增。
抗日胜利后冯友兰曾经受邀出国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回国之后便在清华大学任职。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学界有不少人出走，清华大学也有不少人选择离开，但冯友兰却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留下来等待融入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新中国成立，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一片欢腾。冯友兰的内心也被深深触动，在几天后的10月5日，他怀着对主席的敬仰和信任，给伟人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冯友兰自以为十分坦诚的向毛主席叙述了自己两次加入的事情，并且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检讨。
甚至对于自己之前的学术观点，冯友兰也在这封信里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认为自己过去的哲学都是封建哲学，在看到新中国的种种新气象之后，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决心改造自己的思想，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五年之内，再写一部符合新中国思想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新《中国哲学史》。
由于冯友兰之前跟毛主席谈不上有什么交情，而且当时新中国刚刚宣告成立，全国各项工作大多都在百废待兴的状态，毛主席每天都有无数的军国大事要处理，所以冯友兰给毛主席写了这封信之后，对毛主席的回信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然而让冯友兰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给毛主席写信短短的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49年10月13日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
毛主席在信中写道：友兰先生：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所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教，可以慢慢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10月13日当冯友兰收到毛主席这封亲笔回信时，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毕竟毛主席在那样繁忙的时刻，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自己写回信，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光荣。
然而冯友兰虽然对毛主席的回信感到光荣，内心里却还是有些不解的地方：他明明已经坦诚了自己以往的错误，为什么毛主席在回信中仍然强调“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呢？难道他还有什么说的不够清楚吗？
不过冯友兰虽然没有想通这个问题，但是他和毛主席的友谊，却从这次的书信来往之后开始了。
毛主席对冯友兰非常重视，对他的态度也比较随和亲切，有时候还会引经据典的跟他开一些玩笑。
1957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时，冯友兰也在受邀请的专家学者之列。
在这次会议讨论分组的时候，冯友兰十分荣幸的跟毛主席分为了一组，而这个小组的讨论活动，更是在毛主席的住处展开的。
当冯友兰去毛主席家参加小组讨论会议的时候，毛主席看到他时第一句话就是笑着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小组讨论会议开始之后，毛主席多次鼓励冯友兰畅所欲言，不要拘束。
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还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那时候毛主席经常邀请知名学者到自己中南海颐年堂的住处，一起讨论切磋学问，冯友兰也是受邀请的客人之一。
冯友兰听了秘书的话之后，赶紧到北大要了一台车，请司机赶紧把他送到中南海颐年堂去。
冯友兰抱歉的跟毛主席解释说不是上课，因为那天是任锐的周年祭，所以他和太太一起去给任锐扫墓去了。
毛主席听了冯友兰的话之后，表情立刻变的肃穆了起来，一边招呼冯友兰坐下，一边用关切的语气问道：“任锐同志是孙维世的妈妈吧？”冯友兰回答说“是”之后，毛主席还表情肃穆的点了头。
根据冯友兰的回忆，在那次请客的时候，毛主席十分大度的告诉在场的学者们，搞学术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独立思考，毛主席强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是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1965年冯友兰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会议时，毛主席亲切的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学者们。
冯友兰对毛主席心怀感激，而毛主席对冯友兰也非常欣赏。
毛主席有一个特殊习惯，每次外出的时候对于衣物之类的并不太在乎，但却会精心挑选一些书籍带上，而冯友兰在解放前写的《中国哲学史》，就是毛主席指名要带的书籍之一。
可是1968年的一天，监改总指挥突然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并且当场告诉他可以回家了。
当时的冯友兰又惊又喜，不敢相信这个好消息，直到任叔明推着小车来接他的时候，他才确信自己真的可以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冯友兰和任叔明辗转才得知，原来冯友兰被放出来，是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想知道一些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这段讲话，冯友兰才会被放出来。
冯友兰听说了中间的曲折之后，特意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托人带给毛主席。
后来谢宜静见冯友兰时，曾经告诉他毛主席已经收到了他的信，而且毛主席还说自己应该谢谢他才是。
1976年毛主席于世长辞时，81岁高龄的冯友兰悲痛欲绝，为了悼念主席，他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纪念碑前众如林，无音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领路人。
毛主席去世之后，冯友兰开始潜心著书，在这个过程中他才开始慢慢明白，当年毛主席为什么会在回信中说“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了。
原来冯友兰当初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他用五年的时间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可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
实际上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用了13年的时间，而且即使是用了这么长时间，第一册还难免有仓促之嫌。
当年冯友兰向毛主席保证五年写好《中国哲学新编》，他要么是想粗制滥造；要么是在说大话空话，可不就是“不老实”的体现？
毛主席和冯友兰之间的友谊，有学者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理解，也有感情上的关怀与信任。
他们之间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切片缩影，也是我们学习思考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