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典型且有争议的人物。
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战争、甲午战争等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
可惜他没有青史留名，反而因贪生怕死、力主求和、代表中方签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而被后人指责唾弃，成为国人眼中的“懦夫”、“卖国贼”
李鸿章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没有如此不堪。他曾与人交谈时说过“倘若想中国没后患，必须先灭日本”这样十分具有前瞻性的话。
只不过碍于当时国家的综合实力及清的政策，他的告诫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
一开始，李鸿章对待日本的态度非常亲切，甚至还有一丝同病相怜而来的“怜惜”
19世纪中期，英国发动“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此后备受列强的压迫和侵略。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的状况未比中方好多少。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炮舰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强行打开日本国门，日本被迫沦为美国的“战略物资补给站”
经历了同样痛苦且耻辱的事情，又相邻和平了多年，还拥有同一种肤色，不可避免有不少中国人对日本充满了同情，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他主张主动与日本亲近，认为如果能够利用一些小恩小惠收买日本，对清廷来说绝对是最简便最妥帖的办法，做好了完全可以一劳永逸。
相反，如果不重视日本或者不小心将他们给得罪了，必定会导致日本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
李鸿章李鸿章的想法算是情有可原，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日本的野心，日本国力也没有威胁到中国的地步。
不能未卜先知的李鸿章希望能通过跟日本搞好关系，达到联手共同抵抗列强侵略的目的。
按照当时国人的惯有思维，能拉拢日本为己所用，自然比多树立一个仇敌要好太多，所以李鸿章的想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
在此观念的影响下，清开始频繁与日本往来，经常派大臣与日本商谈通商事宜,日本也经常派遣使臣前往中国。
这段时期，日本与中国拥有共同的命运和目的，关系亲密，是双方难得的一段“蜜月期”
俗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再亲密的关系也不过是因势利导、因利而聚。一旦发生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结局分崩离析在所难免。
1871年12月，一艘琉球船只缴贡后归国，途中遇到大风，被海浪推到了台湾岛附近。琉球人借机上岸，遭到了本土居民的抵制，双方都不肯退让，摩擦迅速升级为暴力冲突。在争执的过程中，有54名琉球船员被台湾土著民杀害。
虽然清及时干预，将其余琉球人都保护了下来并妥善送回本国，可此事仍旧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
历史上，琉球国一直是清朝的藩属国，不然也不会在缴纳岁贡的归途中遇到风浪。从本质上来说，这次暴力事件与日本没有什么关系。
可日本坚称“琉球是日本属邦”，将琉球与中国台湾省的矛盾转化为清和日本的矛盾，悍然向宝岛发动了攻击。
日本调派3000名士兵组成“台湾生番探险队”，从琅峤登陆宝岛，与当地居民发生激战。
见抵抗不过，他们只能投靠日本。
战争爆发以前，清完全没将此事放在心上，日本军队出现在宝岛，才象征性的派几个人前去查看情况，仍旧没有派兵支援的打算。
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同年7月在龟山一带建起了掌管台湾事务的都督府。
清的大臣沈葆桢抵达台湾以后立即向日本方面提出了抗议，可是日本方面却理都不理，沈葆桢周转数日毫无进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台湾岛悉数落入日本人手中。
清见和谈无望，只好慌忙备战。
好在清还未出兵，日本军自己就因为水土不服死伤大半。日本人也清楚此时强硬拿下台湾实在是操之过急，不得不接受清的谈判。
经过一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外交谈判以后，清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即《北京专约》，约定清赔偿日本50万银两。
明明是被侵占方，却还要做出认错的姿态，进行完全不合理的经济赔偿，可见日本的难缠和清的无能。
清借此认识到日本人的野心，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大臣们针对日本这个“麻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方针。
此时，李鸿章对待日本的思想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积极主动“联日”变成警惕性的“防日”而想要防御日本，乃至于其他侵略而来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建设一支强劲有力的军队。
日本侵略以前，随着太平天国逐渐消亡，实力强悍的湘军成为朝廷的猜测对象，拥兵自重的曾国藩更是让掌权者寝食难安。
为了让朝廷安心，曾国藩大力裁军，他的弟弟曾国荃也被迫解甲归田。作为曾国藩手下的得力“幕僚”，李鸿章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其手下的淮军同样面临被裁军的风险。
日本的进犯，成功拉了身处悬崖的李鸿章及淮军一把，他充分利用危机，向朝廷一一列举了“海防”的重要性。
1875年，在李鸿章的积极运作下，清同意了关于加强海防建设的提议，批准建立南洋、北洋两支水师，由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管理。
李鸿章对于危机的认识，让中国拥有了第一支近代海军队伍，为中国近代海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遗憾的是虽然他注意到了日本这个潜在的威胁，却并未将“弹丸小国”放在眼里，按照他的话来说：“即使兴兵，又何畏此小国……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可见，尽管清廷饱受列强欺压入侵之苦，但李鸿章仍存有“天朝上国”的虚荣骄傲心态，觉得日本是“区区小国”，就算是开战也不足为惧。
朝廷中大部分人的想法同李鸿章类似，以致于清没能及时解决祸患，最终酿成了一场巨大祸患。
1876年，日本驻中国公使森有礼受邀来到李鸿章的府邸。
森有礼虽然近年来中日双方在外交方面多有摩擦，毕竟还没有真正撕破脸，所以该有的礼遇还是要有的。
李鸿章仔细拿捏这分寸，与对方相谈甚欢，知道了日本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运动。
属于保守派的他嘲讽道：“……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谈话最终不欢而散，他抱着一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侥幸心理，等着看日本将自己改革成一个“四不像”，在世界各国面前颜面尽失。
事实证明，日本“明治维新”非常成功，真正被“打脸”的不是日本，而是李鸿章。
十九世纪初期，日本遭遇了内部与外部侵略的双重打击，江户幕府威权丧失，西南各藩下级武士开始推行维新运动。
之前，明治曾派出使节团前往欧美考察学习，学到了西方的制度、科学技术，帮助日本建成了第一批以军工、矿山等为重点的国营企业。
日本虽然地少人稀，但国民十分具有学习精神。不管什么国家、地区，只要有什么东西优于他们，他们都会虚心求教，将这套内容带回本国发展自己。
不过经济发展太过迅速并非什么好事，很快日本就出现了财政赤字，入不敷出，民营企业不得不转售给政商们。
资本主义横行，导致百姓民不聊生，底层爆发动乱，催生了产业改革，明治维新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开始了。
象征着封建统治的德川幕府被推翻，天皇掌握生杀大权，改革之火烧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本正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
日本资源匮乏，国土有限，偏偏还处在地震带上，三不五时的晃一晃，这让日本人十分苦恼。恰逢见到西方国家在中国作威作福，有大把的资源和土地可以享受，他们便又眼热“学习”上了。
日本对待清的态度变了，清还积极联日抗列强时，日本就将矛头对准了台湾、琉球；待清终于意识到一丝不对，但未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日本已经备好军队准备入侵。
1879年10月，日本单方面宣布琉球为其藩属国，并更名为“冲绳县”
消息传来，李鸿章一时间竟然不知道作何反应。
此前他积极倡导“联日”，将日本视作同甘共苦的“知己”、携手并进的“战友”，给日本提供了无数的便利和优待，却未曾想到真心换来了背叛，特殊关照反而让对方有机可乘。
自知受到背叛的李鸿章激愤的表示：“倭人贪利弃信,诈伪无耻,有西人所不屑为者。”他有了“制日”的心思，但没能立马想出万全之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侵台阴谋未能得逞，又将目光放到朝鲜半岛上，制造了著名的“云扬号事件”
朝鲜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无需赘述，日本的最终目的不言而喻。
鉴于此，清廷很多官员主张立即对朝鲜半岛的形势进行干预，帮助朝鲜抵挡日本的入侵。
李鸿章同样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不希望因此与日本开战，思来想去，认为此事还是应该交由朝鲜自己处理。
因此，他亲自给朝鲜原任领议政李裕元写信，向其剖析了朝鲜如今面临的险恶处境，并建议其应与欧美强国通商，以此来牵制日本的行动。
可是李裕元不愿同欧美国家来往，认为这是在饮鸩止渴，未来必定后患无穷，拒绝了李鸿章的提议。
面对比自己还要封建保守的人，李鸿章无计可施，只好命令中国驻日使馆与朝鲜赴日修信使多加联络，以图让朝鲜认识到：“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同时，他在接见朝鲜使臣时也在不留余力的劝导游说。
此时，李鸿章充分意识到了日本的危害性，并积极采取策略，希望能够通过朝鲜来抑制日本的扩张行动和野心，达到“制日”目的，以维护中国的国防安全。
如果说之前日本没有胆量真正对中国怎样，那么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意图侵略中国的野心就越来越明显了。
日本军队意识到危机的国民和部分清官员纷纷主张增兵固防，可李鸿章为了保存嫡系的力量不愿开战，极力主张和解。
结果发现日本不是以前的日本了，谈判这条路走不通，他只好同意增兵。
日本立即出兵朝鲜解散亲华，驱逐在朝清军人员，切断朝鲜与中国关系，中国与日本不可避免的走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两军在朝鲜境内展开交锋，清虽然有朝鲜的暗中帮助，却因为没能充分利用优势，加上主帅临阵脱逃，最终在平壤大败。
这就导致没有阻碍的日本侵略军更加肆无忌惮，迅速占领了朝鲜全境。
清没有坐以待毙，与日本的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展开了—场激烈的海战。
由于装备不敌日本、李鸿章护兵心切，清又失去了黄海的制海权。
朝鲜被侵占，海上也没有话语权，战火很快蔓延到中国境内，李鸿章受朝廷指派亲自参战。
1894年10月24日，首场攻防战在鸭绿江一带爆发，清败；25日，日军进攻虎山清军阵地，清军顽强抵抗，无奈势单力孤，被迫撤出阵地；其余阵地清军听闻虎山失守纷纷不战而逃，26日敌人长驱直入，占领九连城和安东县。
清四处调兵遣将，仍旧于事无补。11月22日，旅顺口落入日军手中，旅顺大屠杀惨案发生。
日本旅顺大屠杀罪行战场上清军不敌日军，朝廷上主战派渐渐说不上话，国内主和派主张和谈投降之风大胜，反过来影响战场上的战士与日军对抗就更加吃力，如此恶性循环。
1895年1月23日，日军在荣成登陆，兵分两路向百尺崖开进。期间，双方不断交战，最终威海卫城沦陷，丁汝昌等清军将领拒降后自杀。
剩余将领起草了投降书递交日本军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李鸿章原本不赞同开战，眼见战场上形势越来越恶劣，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多次向日本表现和谈意向，均被羞辱拒绝。
日本势头虽猛，但国力有限，无法承担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耗，最后同意了李鸿章等人的和谈提议，指定由他全权代表清谈判。
李鸿章刚刚抵达日本没几天，险些被日本浪人刺杀，堂堂天国重臣竟然就这样被日本人吓到了，不仅没有追究对方的责任，还更加迫切的摇尾乞降，代表清与日本签订了著名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痛定思痛后，他暗暗羡慕起了日本能进行改变命运的明治维新运动。一个“蕞尔岛国”能取得这样的变法成就，鄙视心理转变成了敬羡崇拜。
而当时清的情况，不支持进行与明治维新一样的变革。封建顽固派太多，加上其他原因，注定改革会失败，“戊戌变法”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李鸿章同日本交手几十年，对日本的态度从“联日”到“防日”又到“制日”，最后通过战争变成略带恐惧的“敬日”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的心理遭受到了巨大冲击，终于看清了清与世界各国的差距。
李鸿章明白无法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现状、弥补清的不足，只好告诫后人要警惕日本，即“倘若想中国没后患，必须先灭日本”
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始终未能率先向日本出手，解决这个巨大的“麻烦”日本问题一拖再拖，最终成为一块腐肉，伤害了我国十几年。
李鸿章是清的一个小小缩影，他态度的转变也代表了中国认清日本的一个过程。
好在中国是一个自强的国家，经历了被压迫、被侵略和被迫战争以后，仍旧自强不息、重新屹立。
如今，想要实现李鸿章的告诫并非易事。既然无法灭掉他国，就该强大自身，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让别有用心之人避而远之，才能实现真正的“永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