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军事院校之一，西点军校曾收录了一场站在上帝视角模拟数次都难以置信能够取胜的经典案例，那就是毛泽东生平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
这场以少于敌军十几倍的兵力，在军四面围堵之下，巧妙迂回穿插于军阵，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使中央红军与中央领导核心转危为安的经典战役，于世界军事史上永垂不朽。
然而，作为这场经典战役的指挥者，毛泽东在红军长征之前，却一度被排挤在随军长征之外的名单上。
1930年5月，博古从莫斯科学成归来。因为在苏联进修期间，博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拥有深刻的见解，所以很受共产国际的赏识。
不久后，博古与同样奉行教条主义的王明一拍即合，结成了反对国内正在推行的“立三路线”同盟。
在王明、博古的战略同盟准备夺取李立三的中央大权同一时期，毛泽东完稿了对中国革命有着巨大影响的《反对本本主义》。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在此篇著作中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正确观点，使王明、博古等这些信奉教条主义的人对其产生了不良印象。
1930年7月，王明与博古等人在经过充足的准备后，于当月召开的中央机关工作会议上与李立三等人展开激烈辩论。在会上，王明引经据典，直截了当地揭示了李立三等人奉行的“掀动城市夺取政权”的错误路线。
因为辩证不过，李立三采取“一言堂”式的处理方式，直接将王明和博古等人给予了严重处分。
这次争辩事件，虽然表面结果上看似是李立三获得了胜利，并且稳固了党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实际上李立三却是亲手为自己的下台埋下了祸根。
这场激烈的争论，虽然令王明、博古等人遭受了处分，却是成功凭借此获得了共产国际的信任与支持。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立三路线被终止，王明与博古等人反对立三路线的活动，成为了引导国内革命的正确路线。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的东方副部长米夫，受命来往中国。米夫在中央的这段时间，除了向当时的党中央宣传贯彻国际路线，还成功将王明扶持上了最高权力宝座，一场针对毛泽东的“排挤”行动已然暗流涌动。
在王明为了掌控中央最高权力，而进行党内“干部洗牌”时，毛泽东已经在赣西南的中央苏区创立了红一方面军并接连两次地成功挫败了蒋介石的大型围剿。
看着井冈山源源不断的捷报，而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却屡屡不顺，王明等人认为是因为兵力不够所导致，便萌生了想要苏区篡夺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的念头。
只是当时王明要去苏联参加工作，这个念头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1933年1月，因为在国内的博古等人一意孤行地奉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致使中央下属革命根据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避免被蒋介石“照单全收”，博古等人只能将临时中央机关迁往了毛泽东所在的中央苏区。
然而任谁都没有想到，博古这群前往投奔避难的人，竟然准备反客为主。早在1932年10月，博古等人就已经萌发了要苏区的念头。
为此，10月6日还召开讨论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毛泽东提出批评，并表示：“考虑将其调到后方做调研工作”
但是，当他们到了中央苏区后却发现，事情并不像他们想得那么简单易做。因为接连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信与群众基础异常牢固，即便他们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也并不好直接抽离毛泽东的指挥岗位。
为了掌控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绝对领导权，博古等人竟然不惜破坏中央苏区现存的正确斗争路线，只为了将毛泽东排挤出领导核心。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率先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博古之所以选择率先打击“罗明路线”，目的在破坏毛泽东的根基。这条正确的革命路线，是以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和毛泽东的正确指导方针支持者邓小平为首。
博古的此番反对斗争，将一大批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干部拉下指挥位置，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干部。
博古的此番打击斗争，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基础发生巨大裂痕，对于中央苏区的革命局势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
可惜的是，一心只想要彻底掌控中央苏区的博古，并未意识到这个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仍旧我行我素。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如期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博古成功当选为了中央书记处的第一书记，对于毛泽东的正面排挤行动，也即将被拉开序幕。
半个月后，刚刚经过选举坐上最高权力之座的博古，便迫不及待地对毛泽东下手。
在当时所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博古通过对毛泽东的职位调整，将他撤离了享有实际领导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位，只让他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
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维护中央苏区的稳定以应对的疯狂围剿，毛泽东只能甘愿接受调动。
将毛泽东从中央苏区中央排挤出去后，博古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对于苏区红军的指挥权。为了证明自己，博古准备通过与军的一场大胜，来彻底捍卫住自己的领导权。
1934年3月，蒋介石派遣11个师的兵力，准备一举瓦解广昌的革命力量。这令博古异常兴奋，他当即决定组织兵力支援广昌，在那里与军决一死战。
作为曾与蒋介石多次进行战略对垒的毛泽东，清晰地意识到敌我实力差距过大，不能选择硬碰硬，即便是与毛泽东政见相左，当时的中央二号人物张闻天，也反对博古发动广昌保卫战。但是，博古却是一意孤行地寻求正面对决。
4月10日，企图以“堡垒对堡垒”对决战术退敌的广昌保卫战正式打响。尽管中央红军参战的四个军团战士不畏生死、奋勇杀敌，但在博古错误的战争指导下，仍旧损失惨重，最终在牺牲了5000多人后不得不放弃广昌，回防中央苏区。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等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利用军委会议排挤张闻天。
在1934年5月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强烈批评博古这种与敌人死磕硬拼的作战方式，并提出博古过于重用李德。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德国人，因为同是教条主义者，并且是共产国际的人，博古对其十分信任倚重。在此前多次排挤毛泽东的行动中，李德也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但是，一个根本不懂中国实际情况的外国人，只知道按照教条行事的李德，又如何能够协助中央渡过危局。
张闻天在会上公开指出：中国的革命事业，怎么能全然依靠一个德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与行动。
可是，博古却不以为然，他在会上大声驳斥张闻天，甚至给他扣上了“右”倾主义的帽子，指责他的行为是完全的机会主义。
一次军委总结会议，就这样在博古与张闻天激烈的争吵下不欢而散。
自从广昌失利后，中央苏区在内忧外患下，已经很难抵御得住的围剿，为此博古等人请示共产国际准备进行战略转移。
为了在转移路上能够拥有绝对领导权，博古、李德等人推动中央书记处选举了最高决策“三人团”
而这三人团成员分别为博古、李德以及周恩来，已经与博古决裂的张闻天被排除在外。
1934年10月，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战役遭遇大败，中央决定突围转移。
但是，中央苏区经营了如此长的时间，并不能全然放弃，所以需要有人留下带领小股部队继续游击抗争，寻求东山再起。
如果让他跟着自己和大部队进行战略转移，难免路上会出现冲突。所以，博古的意思，想要让毛泽东在苏区留守，不能让其对自己的领导地位产生威胁。
可见，博古的私心集中，党和军队都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他却首先考虑的仍旧是自己的地位。
但是，这一次博古失算了，就连自己最亲密无间的战友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最终决定参加战略转移和留守干部的名单，是需要他们三人团同意才能生效的，所以博古率先找到了周恩来探寻口风。
在周恩来这里，博古遭受到了果决的反对，周恩来表示：毛泽东同志必须参加战略转移！
因为，作为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对于中国实际形势的判断异常准确，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
如果靠着博古、李德实行战略转移，那恐怕最终结果凶多吉少。
没能争取到周恩来的同意，博古只能前往李德那里，想要以赞成的数量最终让毛泽东留守苏区。
但李德告诉博古，如今只有毛泽东能够带领我们反败为胜。
但是，在博古听来，李德这是在告诉自己，如果不将毛泽东与中央苏区隔开，未来自己的领导地位一定会被他取缔。
为了不让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博古最终决定，让他跟随大部队进行战略转移，即红军长征。
虽然博古同意毛泽东随军长征的出发点并不友好，但是最终的事实证明，他此举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挽救了中央的前途命运。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遭遇大军。在博古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于湘江被的严厉打击，死伤超过5万人。
在强行渡过湘江，进入到安全地带后，立即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决定了中央与中央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上，一直被博古等人排挤在领导中心之外的毛泽东获得了全部支持，得以重新指挥中央红军。
在湘江遭遇重挫的一个月后，毛泽东率领仅剩的3万中央红军，在40万大军四面围堵之下转战川贵滇三省，将其耍得团团转。特别是其中的四渡赤水，更是将毛泽东超然于世的战略构思展现地淋漓尽致。
在毛泽东近乎为神般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犹如一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秘密大军，穿插于的包围圈，逐渐将战场主动权重新掌握。
中央也因此，从危在旦夕的毁灭边缘，重新转危为安，挽救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