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近20年的发展，民主恳谈完成了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的制度化探索。从初期阶段的对话恳谈到参与决策，再深化到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相结合，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参与式公共预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普通人参与财政预算成为一种常态。
从对话到参与决策、从“温岭实验”到“温岭模式”，民主恳谈已成为温岭深化改革的一张金名片，并已发展成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典型形式。
最近，温岭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频繁接受各级各类媒体采访，作为民主恳谈的创始人，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作“陈恳谈”
陈奕敏表示，自愿参加、直接对话，这两个初创时就确定下的民主恳谈最基本的特征，一直保留至今。
在民主恳谈会上，群众积极参与。本报通讯员金宗炳摄在松门镇的示范效应下，全市各地陆续开展起各式各样的干群对话活动，并冠以“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等名称。
转型：群众参与公众事务决策成常态作为发源地，松门镇的民主恳谈进行到2000年年底时，在实践上出现了困难，阻力越来越大。镇里一些干部反对，理由是，恳谈解决的问题大多是群众个人的问题。他们认为，一次民主恳谈会开展后，都会有几十个问题，镇里要针对每个问题组建一个工作小组来解决。几十个问题，就要组建几十个工作小组，其中牵制的精力非常大。解决问题是要资金的，财政压力也大。村干部也反对，认为老百姓在会上出他们的洋相，他们在村里的威信受到挑战。
转型势在必行。
陈奕敏认为，转型的重点就是民主决策。老百姓如果不参与决策，他们就不会关心工作。民主决策，决策的是公众事务，而不是针对群众个人的问题。这样干部精力和工作压力、财政资金问题都会解决。当然，老百姓的个人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
2001年年初，当时的牧屿镇党委想冲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该镇党委书记让宣传委员把陈奕敏请来一起研究商讨。从思想政治工作，转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决策型民主恳谈”的思路在陈奕敏脑海中逐渐清晰。
于是，牧屿镇成了民主恳谈转型的试验田。
彼时，牧屿镇正准备建造牧屿山公园。前期的规划方案已委托一家设计院做好了。牧屿镇领导与陈奕敏商定，这次的民主恳谈主题就叫“牧屿山公园建设民主恳谈会”，让老百姓来一起讨论，完善设计方案。
这次恳谈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恳谈中收集的30多条意见和建议，许多具有建设性意义。比如，有群众提到，原来牧屿山公园上有一个古楼阁，是标志性建筑，后来拆除了。既然要建公园，应该重建这个古楼阁。也有的提到，牧屿山公园的设计方案中，只有南边一条路进出，最好在东边也建一条道路，因为东边是人口集聚的地方。还有的提到，既然公园建了，也应该配套些娱乐设施。
其中有一条意见，让在场的镇领导干部很感动。一位群众提到，牧屿山上有很多老坟墓，有点妨碍视角，应该迁移，他说，“在山上，我们家也有老坟，如果要建公园，我们家肯定全力配合，马上迁墓。”“坟墓的搬迁，往往比房屋拆迁更难。所以说，让老百姓充分参与公共决策，他们对的支持配合就会主动得多。因为他们有了主人翁意识，在实施时，就会从阻力变成推力。”陈奕敏表示，“对话环节很重要。通过充分的交流协商，按照共识的原则来决策。共识从哪来，就是通过对话协商，来形成的。”这次转型，使民主恳谈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
随着决策型民主恳谈在各镇推广，2004年，市委出台有关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镇级必须将民主恳谈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并将此项列入政绩考核体系。同年，温岭民主恳谈还收获了第二届中国地方创新奖。
深化：参与式预算让民主恳谈更“合法”即便推陈出新，当时的民主恳谈形式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陈奕敏很在意一些政治学专家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决策型民主恳谈没有法律保障。
陈奕敏忆起当时的心情，简直可以用“豁然开朗”这4个字来形容。“民主恳谈谈预算，不正是将民主恳谈引入了基层人大制度吗！把民主恳谈与人大工作相结合，法律保障就有了。”2005年，泽国镇和新河镇率先开始公共预算民主恳谈改革尝试。这种恳谈立足于预算谈项目建设。打个比方，泽国镇翌年计划30个项目要列入项目建设目录，所需经费1.05亿元，那么参与恳谈讨论的人，就要从中挑选出10个议题最紧迫的项目工程，且总资金相加不得超过3500万元。
新河镇开展的参与式民主恳谈，跟泽国镇的有所不同。他们的做法是，给出明年的财政预算总数以及现有项目安排，让大家谈谈哪里需要调整。比如说，预算共8000万元，投入教育2500万元，有哪些项目，是否合理，假如有需要调整，大家一起来探讨理由和新分配方式。
在新河镇开展的参与式预算恳谈，最基本的就是将预算彻底地细化以及公开，这也是陈奕敏设计的参与式预算的根基。
很快，参与式预算改革在温岭各地广泛推开。十多年过去了，目前，这种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已成为市、镇、村各级的一种固有传统。
经过近20年持续不懈的探索、深化、完善、发展，民主恳谈已基本形成了由决策协商、预算协商、工资协商、党内协商、政协协商、社会协商、城乡社区协商等多种形态组成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体系。
基层民主“谈”出来今年8月1日，大溪镇举行以“公厕革命”为主题的民主恳谈会。本报通讯员杨鹏摄8月1日，陈奕敏受邀参加大溪镇以“公厕革命”为主题的民主恳谈会。“中心菜场公厕整改半年，为什么还不开放？”“建设费用投了1000多万元，后期管理跟不上，砸再多钱也‘白搭’！”不变的是“热辣”，变的是内涵。从个人矛盾的化解到集体利益的协商，小城镇整治、垃圾分类、乡村振兴……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民主恳谈会，更加紧扣时代脉搏，在党委、和群众之间发挥着润滑剂、催化剂、黏合剂的作用。
1999年以来，发端于乡土的民主恳谈，不仅走进了每个温岭人的生产生活之中，也走上了专家学者的案头，走入了课堂和学术之中。从田头到案头，温岭的民主恳谈逐渐成为样本，带来了深远的意义和深刻的影响力。
作为温岭群众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载体，民主恳谈先后于2004年、2010年，获得、入围“中国地方创新奖”，2011年获“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2014年入选“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范例50佳”温岭参与式预算被评为“2007十大地方公共决策实验”，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入围第六届“中国地方创新奖”此外，还引得不少省市、各大高校前来考察学习。今年暑假，由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导师和学生组成的学术团队，专门来到温岭，就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开展专题调研。
今年6月份，我市印发《民主法治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加强民主协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等机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当下，泥土里长出来的温岭民主恳谈，还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和发展，有着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应继续推动民主恳谈的形式、内涵向前发展。将来，还要利用互联网技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到民主恳谈中来。”陈奕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