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就是学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打仗！懂什么马列主义？”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博古的“左倾”路线被批判，就此确认了毛主席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
但会议上，却有一个“犟脾气”当众给毛主席难堪，还放言：“我坚决反对他来指挥红军！”这个人就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
他这话一出，大家都忍不住去看主席的反应，随即主席一句轻飘飘的反问，就让凯丰哑口无言。
但会议结束后不久，凯丰却又变成了坚定的毛主席“拥护者”，对外宣称：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这是怎么一回事？前后态度大转变的凯丰都经历了什么，最终结局如何呢？
“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遵义会议结束后，凯丰气冲冲地走出屋子，嘴里还不肯服输，这时的他打从心眼里看不上从山沟沟走出来的毛主席。
因为在会议上态度和思想错误，凯丰担任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被撤掉，但他认为，这是自己在为革命事业勇敢发声，所以一点也不后悔。
另一边的毛主席回到自己的屋子，脑海里还在反复想着凯丰的话，虽说知道那是不对的，不需要在意，但一直坚持要听取不同声音的主席还是把这些话放在了心上。
1936年，都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毛主席在让其他同志帮自己购买书籍时，还特意点明：一定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遵义会议上，凯丰和毛主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两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战士们被迫开始了长征，但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李德、博古等人却又犯了指挥上的错误。
之前错误估计了红军的战斗力，各种冒险主义让损失惨重，现在战略转移中，他们又认为要保留实力，所有的武器装备、机器设备等都要带上。
这哪里还是转移，简直就是搬家，因为负累太多，部队的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敌人很轻松就能发现红军的踪迹，然后追上来围追堵截。
看着战士们一个个牺牲，毛主席等人坐不住了，多次建议轻装上阵，赶紧把多余的东西扔掉，这才能保留有生力量。
但博古等人根本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认为只喜欢和“泥腿子”打交道的他压根不懂大局观。
博古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自以为是的两人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视若无睹，其他军团指挥员在对错误指挥进行批判和质疑时，也都没有被接受过。
也正是这样的态度，让大家的不满早就快要爆发，许多人有了更换领导，改变路线的想法。
不久之后，惨烈的湘江战役发生了，中央红军和军苦战了五天五夜，才终于强渡湘江，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原本的8万多名战士只剩下3万多名。
也正是这次战役，让毛主席、周总理等人明白，不能再任由李德、博古继续这种错误的领导了，但该如何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在大家讨论之际，博古几人却还执迷不悟，按照情报分析，蒋介石已经判断出了红军的行军路线，在路上部署了几十万的军队。
可博古还坚持让中央红军按原定计划向湘西前进，和红2、红6军团汇合，这不就是自己往陷阱里钻，等着被一网打尽吗？
毛主席等人不再犹豫，决定召开紧急会议，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反省过去的错误和教训。
在会议上，博古依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指挥错误，毛主席站了出来，直接点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他们的错误行为，把博古说得哑口无言。
其他同志的发言也很是激烈，在经过多日的讨论后，肯定了毛主席对红军作战的看法，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也就是从这之后，在行军中慢慢形成了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就我们现在来看，当时的确是的生死存亡之际，假如毛主席没有站出来，错误的路线没有纠正，之后中国革命结果如何，简直无法想象。
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明白这一点的，凯丰就是其中最大胆的一个。
和博古关系很好的他在会议上听到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路线上是错误的，但还是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让“不懂军事”的毛主席上。
所以他直接讥讽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不就是凭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打仗！”并且坚决反对毛主席来指挥。
他的这些话直接否定了毛主席的能力，大家听了都很紧张，担心两人就这样在会议上吵起来。
但毛主席却很平静，他开口问道：“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里面有多少章？第一句是什么？”见凯丰答不上来，主席接着说：“你没读过，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接着主席表示，打仗哪能翻着书本去打，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谁顾得上什么条令，马列主义也只能做行动指南，不能把理论当做必胜的法宝！
其他人听了都连连点头，凯丰虽然也有些动摇，但还是心怀不满，在会议后被撤职的他还喊着要“走着瞧”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会觉得凯丰就是个闹事分子，但其实他虽然这次犯了错误，但却是个坚定的革命战士.
凯丰原名何克全，1930年加入了中国，之后为了方便工作，化名“开封”，之后按照谐音写作凯丰。
曾经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在战士中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也很受看重，他也一直为革命事业奔走。
前左2：凯丰1931年5月，因为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但在狱中的几个月，面对折磨他始终忠诚，直到被党组织营救出来，都没有吐露任何情报。
出狱后的他开始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努力解放着青年学生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不断主编了各种刊物，发动组织广大青年，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而斗争。
之后试图镇压学生运动时，以“读书救国”来给大家洗脑，但凯丰直接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敌人的炮火已经砸在面前，学校一个个关闭，还怎么“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呢？
在他的引导下，更多的爱国学生觉悟，参加到了救国救民的行列当中，所以说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凯丰的确是一颗红心。
这样的人自然不是不知悔改的，事实上，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
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法一下子灵活多变起来，军只能手忙脚乱地应对，之后的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战役更是名垂青史。
这时凯丰明白，自己才是井底之蛙，当初根本没仔细了解，就去否定了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差点酿成大错。
愧疚的他诚恳地认错，胸怀宽广的毛主席当然没有记仇，他知道凯丰没有坏心思，现在能想明白，那党中央就又多了一个得力助手，于是便恢复了凯丰的职位。
在之后的长征路上，凯丰成为了毛主席坚定的“拥护者”之一，他对伟人的军事能力感到敬佩，因此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他掷地有声：我收回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实践证明，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的党和红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不得不说，凯丰实在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也不会搞什么阴谋诡计，是非常典型的“非黑即白”性格。
每次想起自己在众人面前讥讽毛主席，他都会羞愧不已，不止一次地道歉，但主席却根本不在意，还劝慰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过一会就好了，别放在心上。”在1962年，主席与一个代表团谈话时，也提到了这件事，但不是怨言，而是感慨对自己的影响。
“其实他没有看过，我当时也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他硬说我看过，按照书本去打，倒是让我必须要去看一看。”从这话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身边同志的话是很看重的，这也是主席不断进步的原因。
在这之前，毛主席打仗指挥其实用到了里面的一些方法，但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总结过，但看过书之后，反复研读里面卓越的战略思想，看看哪些适合应用。
从这之后，毛主席充分学习到了《孙子兵法》中的思想精华，在之后的战役指挥和决策中就更加老练了。
有了主席的安抚，凯丰也终于放下了心，他不想辜负这份包容和信任，在工作上也更加认真。
在长征中，许多次重要的政治关口，他都坚定地站在了正确路线一边，在中央抵达陕北后，他担任了少共中央书记、中央团校校长等多个重要职位。
之后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有着主编经验的凯丰成为了重要成员，之后红军大学迁到延安，更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总理、凯丰、王明、毛主席、任弼时、张国焘毛主席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和校训，凯丰则编写了校歌，足以看出主席对他的认可。
但毛主席特意出来解释，表示这些同志也对遵义会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凯丰最终还是落选了，但他明白主席的好意，心里也没有太自责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凯丰先后被安排到东北工作，之后又担任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职，真算得上是这个部门的元老级人物了。
不管被安排到哪里工作，他都非常勤勉，和主席之间也一直保持着往来，但可惜的是，在经年累月的革命斗争中，知识分子出身的他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差。
他自觉命不久矣，唯一的担忧就是儿女们，一生牢记员宗旨的他，从来不愿意搞特殊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
甚至他的二女儿在老家务农，想要让父亲安排一份工作，都被直接拒绝了，送走女儿时，清廉的他甚至拿不出礼物，只能让她带走了两件打着补丁的衣服。
女儿也明白父亲的苦心，没有再提过这样的要求，之后自己努力考上了会计，得知消息的凯丰非常担心。
他反复叮嘱女儿千万不要犯错误，在写去的信中还特意在“廉洁奉公守法”上加了着重号，一心为公的老革命家风范跃然纸上。
所以在临终前，他再次交代孩子，不要犯错误，在得到保证后，才放下了心。
1955年3月23日，病情恶化的凯丰在北京去世，年仅49岁，他的遗体被葬于八宝山，追悼会由小平同志主持，可见对这位老同志的认可和敬重。
其实关于凯丰，很多人都不满他在遵义会议上讽刺毛主席的行为，对他也有误解和偏见。
但看人不能只看一件事，连毛主席都没有“记仇”，还愿意多次重用凯丰，与他通信保持往来，我们何必要将他说得毫无优点呢？
这段故事的开始不算美好，充满讽刺和矛盾，到哪最终却有美好的结局，结束在钦佩和信任中，这样的革命情谊实在让人感慨。
我们在生活中也应该向毛主席学习，在遇到不同的声音时，不要直接一竿子将人打死，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也许曾经反对你的人会成为你最忠实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