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1850-1922)沈曾植《节录世说新语》纸本章草嘉兴博物馆藏展出现场沈曾植，作为晚清民国时期之硕儒，学术贡献遍及舆地、律法、医学、金石、书法、宗教学等。王国维称其为“集有清三百年学术之大成且继往开来的学者”2022年是沈曾植先生逝世100周年，嘉兴博物馆联合其他单位以沈曾植的家族、为官、交友、成就等方面展示晚清一代大儒的“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之名。
沈曾植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明的士大夫，主要表现在他对待变法改制的态度上。他主张革新祖宗之法，并积极支持、热心参与。在目睹中法战争时官员的腐败后，他逐步在向资产阶级改良派靠拢，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经过沈曾植的修改后呈递光绪帝。随后朝野大哗，将被逮捕，沈曾植极力营救使得其得存全”，沈曾植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认为康有为为可造之才，并赞同其上书变法的精神。
清光绪二十九年沈曾植奏折副本沈曾植之诗被王可庄、郑孝胥、陈衍标榜为“同光体魁杰”，故于“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主张与“三元说”也不反对，他为诗尊朱彝尊，出入于杜、韩、梅、王、苏、黄之间，不取一法，亦不坏一法，其于诗学主张主要为“三关”说和“雅人深致”之说，他作诗基本围绕这两个观点。
在史学方面，沈曾植早年用力最勤，刊行著作传世较多的还是关于辽金元史、四裔地理方面的研究。他早年就有志于研究蒙古史地。在以应科举求功名为首务的时代，他能排除家贫、无师等各种困难，专心于这种繁难而无功利的学问，可以看出他早年就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爱好和藉此经世致用的思想。他在无师请问的情况下，借助于精读前辈学者的著作，在学术上打下了结实的根基。自清代中叶以降，在经学考据向史学考据的转折过程中，沈曾植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这正如王国维所言，沈曾植以自身的学术实践和学术影响，充分证明了他在近代学术传承中“继承往哲”“开创来学”的卓越地位。
民国七年沈曾植铭木手杖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近现代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复古是整个清代学术的大势，作为清代学术的参与者，沈曾植无法逃离于这一趋势。其书法也是如此，复古的观念思想贯串沈曾植整个的书学思想，以他硕学通儒的素养，没有“古”作为背景依托，他的内心“便觉机阻不安”，“古”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从张裕钊、包世臣，到米芾、黄庭坚、欧阳询、唐人写经，再追溯到钟繇、索靖、汉碑、流沙坠简，走的是一条由今入古的道路。通乎古今以为变可以说是沈曾植书学的宗旨。
清沈曾植行书中堂嘉兴博物馆藏清沈曾植隶书爨宝子帖轴嘉兴博物馆藏沈曾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大儒”，他的书法，碑、帖并治，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其学术及艺术造诣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国维先生曾痛挽沈曾植，称其“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清沈维鐈行书《阿罗汉伏虎》诗轴嘉兴博物馆藏清沈维鐈行书录陆游诗成扇嘉兴博物馆藏沈曾植草书四屏沈曾植题跋手稿清稿本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
近世通儒——纪念沈曾植逝世100周年特展2022年10月15日—2023年2月5日嘉兴博物馆南馆区三楼禾缘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