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不重要。
豹眼认为，《岳阳楼记》背后的故事，才是更需要了解的。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范仲淹与《岳阳楼记》的主人公滕子京，年龄相仿，范仲淹长滕子京一岁，同科进士。哥俩一见如故，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机。
滕子京初授泰州军事判官，之后一直在地方上混事，远没有范仲淹混得好。
范仲淹升任京官以后，很欣赏滕子京的才干，举荐他进入试学院，后又改任专管审核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丞。
天圣七年，京都开封一场雷火将玉清昭应宫内三千六百一十间房屋烧成瓦砾。
灾后，范仲淹、滕子京等诸多高、中、低级官员，分别奏请刘太后放弃垂帘听政，将军政大权交还给仁宗赵祯。
刘太后大怒，将范仲淹等高级官员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将中低级官员一一贬逐边远州县。范仲淹被贬为青州知州，滕子京也于天圣九年(1031年)，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县。
明道元年(1032年)，滕子京奉调入京，任殿中丞，掌管皇帝衣食住行等事务。
然而时运不济，这年八月，内宫再次发生火灾，又连烧八殿。小黄门王守规首先发觉，带着宋仁宗逃至延福宫，这才躲过一劫。
仁宗恼怒，诏令追查起火原因。
滕子京与秘书丞刘越分别上疏谏，认为宫中屡屡失火的直接原因是规章制度不严，未能防患于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帘，妇人柔弱，朝纲不整，政失其本。
这很扯淡，但那时候就信这个。尽管理由冠冕堂皇，但刘太后听了心里不爽。
好在不久之后，刘太后病逝，常劝太后"还政"的人，都有提升，滕子京也迁任左司谏。
没过多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宫中失火原因不实，其本人有不可推脱之责。
景佑元年(1034年)，滕子京又被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
后范讽因事被贬，滕子京因与范讽过往密切受株连，又被降为池州监酒。再调江宁通判、湖州知州。
滕子京在地方上打转转的同时，范仲淹在京城混得也不是很如意。
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遂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
范仲淹因此得罪吕夷简，遂被罢黜，改知饶州。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的凛然大节。
康定元年(1040年)九月，西夏国王嵬名元昊大举兴兵侵宋。
滕子京升任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北)知州，开始了长达四年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
与此同时，范仲淹出任庆州知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以抵御西夏入侵的重任。
在此期间，滕子京与范仲淹等诸将领精诚合作，终于将西夏军击退。
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
滕子京的良苦用心，为得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借以求得民心安定和边疆的安稳。但此举却因为花费较多，给自己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国王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但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在范仲淹的举荐下，滕子京提升为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庆州知州职位。
滕子京调京不久，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对其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随即遣中使检视。
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
这等于是在销毁证据哦。
其实，所谓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三千贯。
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辩白，极力救之。后滕子京只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境)，后又贬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境)。
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
因而在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又被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任郡守。
《岳阳楼记》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办了几件好事，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受到称赞。
在重修岳阳楼之后，他写信给好友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这"一时盛事"。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以供范仲淹参考。
范仲淹本是苏州吴县人，小时候就在太湖边玩耍，后母亲改嫁，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情非常熟悉。
此时，范仲淹因"庆历新政"遭到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的攻击而失败，已于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今河南南阳市)知州。
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
此时，接到滕子京的请求，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自然是感慨万千。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降职，贬到巴陵郡做太守。隔了一年，政治清明通达，人民安居和顺，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
于是，滕子京决定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名家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它上面，以示纪念。
前面说了，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这就说明他还是有才干的，没有升迁，也就没有贬职。
但仅仅隔了一年的时间，就把巴陵郡治理的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似乎不太可能。他只不过做了几件形象工程而已，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
事的确是好事，但百姓未必就真心喜欢，因为这需要出钱哦。
范仲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要替好友做做宣传，毕竟感情在、官场的情分在，而且同病相怜，替他说几句好话，也算是打打抱不平，而且提前给一些不甘寂寞的人打打预防针。
接下来说巴陵的盛状，我认为大家都看得见，跟老夫所见没啥区别，也没啥好说的。
至于淫雨霏霏的时候，行旅都会心情不爽；春和景明的时候，自然会喜气洋洋，这都没啥好说的，都是一般人经常表现出的心情而已。
哎呀！我曾经专心探求过，古时仁人的心境却不同，和这些人的行为是两样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老夫认为就是两点：第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咱哥俩总想做点实事，可不想做事的人就看不惯，总给我们上眼药，以至于我们总是被贬谪。
现在我是想明白了，不要因为眼前的东西就沾沾自喜，也不必为自己的不顺而过于伤悲。
顺其自然，平常心对待也就是了。
第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居庙堂之上，在皇帝身边做事，心中就想着天下百姓的疾苦；身在江湖，贴近百姓，但不要忘记皇帝的困忧。要辛苦在前，享乐在后，不要贪求个人名利。
这看似范仲淹在发感慨，其实是委婉地劝导老弟滕子京，心中想着国家社稷、黎民百姓这很好，但一定要悠着点，不要为了政绩而不量力而行。
像修建岳阳楼这样的形象工程，需要花很多的钱。事是好事，但弄不好就会被人诟病，遭人攻击，招致灾祸。你在庆州被举报那档子事，难道忘记了吗？
范仲淹真实的意思，恐怕是提醒滕子京要多做一些实事，少做一些形象工程为好。
同时，也在替滕子京担忧，因而替他辩白，是因为他做出了很大的政绩，才花钱重修岳阳楼的，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而搞的形象工程。
这是范仲淹在替滕子京堵住悠悠众口哦。
最后，范仲淹感慨地说：“没有这样的人，我能与谁一道同行呢？”这一句说明，你老弟做得很不错，但在我看来，你的境界还不行哦。
否则，范仲淹咋会说找不到一路同行的人呢？
言外之意，是在说许多事看起来做得不错，本质而言，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哦。
庆历七年(1047年)，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上任后不久，不幸卒于任所，终年五十八岁。
《岳阳楼记》一开始把滕子京夸得就像一朵花似的，范仲淹已经预感到一些东西。
其实，对于滕子京在巴陵郡的政绩，争议很大。
综合来看，主要是说他为了政绩，搜刮了许多民财，搞得大家很累。虽然不是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而是做了几件实事，但对百姓来说，负担过重，并没有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
这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没有人跟他想的一样，真正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之如此，今又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