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秩序想象与及其所孕育出来的弥赛亚主义有着深刻关联，由此衍生出一种深刻的帝国情结，这里面可以发现一条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的精神线索。
的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倒在了奥斯曼武士的铁蹄之下，帝国末代皇帝的一个侄女逃到了俄罗斯，在1472年与莫斯科君主伊凡三世结婚，后者从此开始自称“恺撒”，其俄语发音近似于“沙”，这便是沙皇制度的起源。伊凡三世又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添加到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从此，沙皇俄国自视为的帝国。
区别于西部欧洲有着理性主义气质的，有着更强的神秘主义传统。它不认为人类可以依凭自己的理性去探究神的意志，更反对理性对于世界的统摄作用——当然，这不是反对理性，而是反对以理性为世界的根本尺度。它对上帝创世的神秘意图有着一种深刻的信仰，坚信人类终将通过弥赛亚获得拯救。获得拯救的途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信仰——信仰，信奉的俄罗斯帝国从而便是属于人类的帝国，俄罗斯民族便是这个世间的弥赛亚民族。基督是上帝派到世间的弥赛亚，他通过自己的苦难而使得人类获得救赎；俄罗斯这个弥赛亚民族也将模仿基督的榜样，通过自己的苦难而帮助全人类获得救赎。于是，第三罗马的信念进一步地演化为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结构。
由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精神结构，我们便可以看到俄罗斯一系列非常独特的历史呈现。这个民族承受着深重的苦难，而且苦难遍及于从底层到上层的整个社会——苦难首先不是一种物理事实，而是一种自我体验。帝俄时期，底层的农民在贫困、愚昧当中挣扎，其苦难体现在物质层面；托尔斯泰为代表的贵族阶层面对着底层人民的这种苦难而承受着深刻的心灵折磨，苦难体现在精神层面；具有反抗精神的贵族被流放西伯利亚，承受着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苦难；甚至是沙皇本人也时刻有着一种深刻的苦难意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经受的苦难，才能使俄国获得拯救，进而使欧洲与人类获得拯救。
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忍受苦难并不是目的，通过苦难的磨炼并战胜苦难，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苦难在俄罗斯人的眼中被审美化，并不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相反，它可能是一种珍贵的礼物，只有通过它，俄罗斯民族的意义才真正获得呈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每每能够在逆境中奋起，在绝望中获得胜利。无论是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战争，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俄罗斯都是在极度的困境当中，焕发出一种超拔的勇气与力量，最终战胜困境，进而证成自己的独特命运。
对于这个帝国来说，它相信自己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其他的虚假帝国终将臣服于自己。但是这种以信仰为前提的确信，难以在斯拉夫民族之外找到共鸣，此一弥赛亚帝国便沦为自说自话，无法获得普世性的意义。一战带来了一个机会，布尔什维克革命因战争而成，它有着一种普世性的指向。
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于帝国的精神结构所做的一个重要改变是，它不再将帝国的基础奠立在宗教信念上，而是奠立在无产阶级的正义品性上；无产阶级也并不局限于斯拉夫民族，它由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来定义，从而有一种真正普世的属性在内。这样，布尔什维克革命继承了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结构，但将其扩展潜力突破于斯拉夫民族之外，一种真正的普世帝国就此在精神层面获得了证成。
通过扩张，俄罗斯征服了当年的征服者，这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新的不安全感——帝国的人口、宗教不再单一，内部充满冲突；帝国疆域庞大，易受外部攻击的方向变得更多。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俄国去征服更多的疆域，这刚好与帝国所承载的宗教之普世性传播的需求相同构，两相叠加就进一步促成了俄国的扩张欲望，表现为强烈的帝国冲动。
帝国是要为世界定规矩，而非被世界所规矩的，所以我们常能看到俄罗斯外交行为中高度的自我中心性——它只以自己的利益判断为基础，而不会过多地顾虑他人的观感；它不会屈服于强者，但也不会怜悯弱者；它行事强硬，又往往出人意表。倘若按照一种僵化的方式去理解俄罗斯，必会陷入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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