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锺书和陈衍的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二人一起度岁谈诗，一夕之谈，成就了《石语》。钱锺书《石语》序云：“犹忆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丈招予度岁，谈?甚欢。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二十一年是1932年。然而在《石语》篇末附记，钱锺书又称：“丈先后赠余诗三首，其二藏家中，遭乱，恐不可问，仅记一联云：‘仍温同被榻，共对一炉灰。’盖二十三年阴历除夕招余与中行同到苏州度岁也。”中行不知何许人，二十三年是1934年。这样看来，除了1932年除夕外，1934年的除夕也是一起度过的。三年之中，一起过了两次年，钱、陈二人的关系，不能不引人注目。所以便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锺书声辩》：《石语》缘起“犹忆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之“一”乃“二”或“三”之追改,叙又称“二十三年阴历除夕招余与中行同到苏州度岁”；是中书君三年两度伴陈除夜接新年也。揆诸情实，盖非可能。《吴宓日记》民国十九年二月二日：“下午二至四时钱锺书、顾敦吉来，谈甚久。”二月二日是阴历正月初四，二月十一日开学，钱锺书北上清华第一学期似未返家过年。17页“近来行为益复丧心病狂”，钱注：“按时一二八沪战方剧。”一二八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则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为二十一年二月五日。比勘中书君二十一年三月作《得石遗先生书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敬简一首》：“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那得从公参句律，孤灯悬月订痴顽？”初无“道合神遇，投分披矜”之迹，是“眷言敬爱，载劳梦想，未遂神交之望”——“哪得”谓想望缔交请益而未能，乃光初之词也。“丈《诗话续编》论拙诗”，先流布于《青鹤》二十三年四月号，亦不见“温同被榻”之情状。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中书君奉悉乃翁所转“石遗丈为儿诗”今存默存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与罗家伦书，中有“生还家度岁”之语，未尝道及陈“招余到苏州度岁”，疑冰莫涣。陈衍有《侯官陈石遗自订年谱》一种，其子声暨亦撰有《石遗先生年谱》，余寡学僻处，末由得睹。
我老不到无锡，住苏州思古桥，明日移居胭脂桥毛家弄第一号，自买之宅。此宅五间排三进，外花园一约“匹园”四倍大，颇有花柳，当更种之。王真为陈衍的女弟子，有名的才女，为陈衍续编过《年谱》，父亲是翻译家王寿昌。《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八：“寻购屋葑门胭脂桥下茅家弄，宅颇轩爽。有园，中杂植桃十株、杏二株、木笔三株、丁香、樱桃各一株。公添植红绿梅、绛桃、雪球、芙蓉以及垂柳、梧桐、枫树若干株。于十二月廿二日迁入，颜其堂曰聿来。”买宅花费不少，夏承焘于日记中提到陈衍买屋费七千余金。也正是在任教无锡国专、卜居苏州之后，陈衍认识了很多人，比如钱基博。早在1927年，钱基博就开始在无锡国专任教，当陈衍去任教的时候，他已做了好几年的教务主任。钱基博去拜访陈衍，并以著述相赠，陈衍写了首诗《子泉赠所著书甚夥谢以长句兼诒哲嗣锺书》：去年去日何堂堂，端阳以过辞故乡。鹭门吴门几流转，中丁黄小关中肠。狡然彼国有杜预，木杮蔽江失深虑。鹤声一一皆亚夫，藕孔藏身知何处。开筵岁岁欢上春，籍湜郊岛隔兵尘。娇花宠柳空满院，对坐如银可鉴人。稍后不久，陈衍写了封信给钱锺书问疾并附上这首诗。《石语》：“余二十一年春在北平得丈赐书，问病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亦敬答一首。”大概钱锺书在寒假期间拜访了陈衍，并且留下很好的印象。如果之前没有见过，以陈衍当时的身份，当不至于写信问疾并附上诗作。钱锺书作《得石遗先生书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敬简一首》，末云“那得从公参句律，孤悬灯月订钝顽”，显然化用了赵尧生《读〈石遗室诗话〉记慨》“一灯说法悬孤月，五夜招魂向四围”赵为陈衍的好友，《石遗室诗话》卷十六称“读之使人累欷者，莫如《读〈石遗室诗话〉记慨》”《石语》中亦语及其事：余前日于卧室悬其赠余楹帖，清夜梦回，忽思得联语悲苦，大似哀挽。悬处适有余小像，则似遗容，非吉兆也，亟撤之。锺书问曰：“联语是‘一灯说法悬孤月，五夜招魂向四围’否”？丈曰：何以知之？曰：“读公《诗话》知之。汪辟畺作《光宣诗坛点将录》，亦引此为丈赞语也。”丈点首，因朗诵尧生此诗一过，于末语“老无他路欲安归”，尤三复不置。这一年的春天，陈衍为钱锺书评定诗作并作一序，《石语》：“二十一年春，丈点定拙诗，宠之以序。诗既从删，序录于左。”这年的除夕，陈衍便邀请钱锺书在苏州度岁，能一起过年，彼此之间想来已十分相熟，谈话也就少了许多顾忌，故而才有了《石语》中的恣意放肆，臧否人物。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钱锺书有一册烬余日记，始于1933年10月25日，终于1934年2月28日，有人已整理释读，贴出于豆瓣网，兹据以略引数事，以见二人的交往情况之一斑。1934年1月1日钱锺书“作书上石老”，告知与杨绛订婚事：迄今为止，关于陈衍生平最重要的材料依然是《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年谱》凡八卷，由陈衍长子声暨编至五十三岁三月，王真续编至七十五岁，叶长青补订，厘为七卷，在陈衍生前已刊行，必然经过陈衍寓目。而卷八部分是从七十六岁至去世，在1960年陈衍去世二十多年后才由王真续编，前有王真识语，略云：日本投降后，真教学之暇，索《年谱》材料于公之长孙光度，始知公未刊遗稿尽被公门人叶长青取去。长青既逝，遗稿散失，续《谱》之事稽考不易，故难下笔。
今春真退休家居，发箧读公遗著，为之泫然。窃念公交游朋辈虽已零落，而公之门生尚多存者，因即多方搜採，凡报刊杂志有关公轶闻遗事，与夫同时酬酢诗篇，往还函札，支语片言，悉为捃拾。凡五阅月，初稿告成，先付油印，以备识公者及同门诸友之修正补充。陈衍去世之后，未刊遗稿并未留存在后人处，而是被门人叶长青取走。然而叶长青已经去世，无从追索。因难以下笔，续编之事一直拖延至1960年王真退休，这时候王真也已经五十六岁了。王真经多方搜集，历时五个多月才完成初稿，油印刊行，以待识者补充修正。油印本确实有很明显的错误，如“陈弢庵丈卒，年八十有四”，即是其一著例。所以《年谱》卷八相较于前七卷而言，就比较粗糙，可信度也不及前七卷。况且许多王真不知道的事情也没记载，“凡所未知，悉从盖阙”按照《年谱》的说法，1934年的除夕，陈衍是回福州度岁的。这和钱锺书所说的一起度岁就发生了矛盾。1935年四月八日是陈衍八十大寿，《年谱》卷八提到预祝寿辰之事：一月廿五日夏历正月初二日，说诗社同人预祝公八十寿辰，宴于匹园。真与施秉庄、刘蘅、王德愔、方声沈共觞公于可然亭。二月十六日，公返苏州。成都林山腴別二十四年矣，忽避乱携家至吴下，公方喜得数晨夕，乃以蜀乱渐平，遽欲言归，公惜別之情不能已，贈以七言律一首，又叠韵送其行。陈弢庵丈卒，年八十有八，公哭以七律两首。1935年的正月初二应该是2月5日，而非1月25日。阴历换算成公历的时间易于错，但王真亲身经历的事情，想来不至记错，况且八十大寿并非小事。《年谱》称2月16日，陈衍从福州返回苏州。在《年谱》的这段叙述里，关于林山腴的事情也记错了时间。山腴是林思进的字，四川人，有《清寂堂集》。林思进确实因避乱暂居苏州，与陈衍短暂相聚，然而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1934年的下半年，并非1935年年初。检《清寂堂集》可知，1934年八月，林避乱离开成都，几乎每到一处都有诗作，如《甲戌八月发成都》《上海雨夕》《晤石遗却赠》等等。甚至因初到苏州，没来得及参加重九日曹纕蘅等人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的登高聚会，还请曹纕蘅代劳，得“随”字，而作了一首诗。战乱甫平息，林思进就要返回成都，陈衍为赋《山腴老友避地吴门、屡枉佳篇、方喜得数晨夕、乃以蜀乱渐平、遽欲言归、惜别之情、何能已已、诗意苦涩、勉成一律、不尽欲言》，此诗初刊于1934年的《国闻周报》第11卷第46期。再刊于1935年的《铁路月刊》第5卷第4期，诗题略有改动。这首诗收入《石遗室诗续集》卷六，系年于乙亥，显然有误。
值得注意的是，《石遗室诗续集》卷三至卷八部分刊刻于1935年，知者较少，已出版的《陈石遗集》也失收此六卷诗，其前有陈衍的自序：今年承海内友生寄助刻费，遂并他著作陆续刻之。惟诗多散佚，零星搜集，其年月前后，陈迹微茫，记忆不真而颠倒者甚多。亦有已刻而始觉其误者，惮于迻改，遂复仍之。衰懒善忘，足一哂。这六卷诗编年的不可靠，夫子已自道，毋庸赘言。也许正是诗集系年的错误误导了王真，加上她未与其事，致使在续编《年谱》时，误据这首诗在卷六的位置及其前后诗作，而未详考始末，便将此事安放在了1935年陈衍从福州返回苏州之后，陈宝琛去世之前。可见诗集系年、《年谱》皆时有不可信之处。如果仅仅依据王真的《年谱》，就说钱锺书记忆有误，无疑是有孤证不立之嫌的。那么再来简单回顾一下1934年岁末陈衍的行踪。1934年11月30日，夏承焘拜访金松岑，初遇陈衍。12月2日，夏承焘赴约至胭脂桥陈衍家中，同席有范烟桥、曹纕蘅、金松岑等人。4日，夏承焘离开苏州返回杭州。7日，夏承焘作《水调歌头》词。11日，“晚作石遗函，问有兴续为《朱丝词》否？”12日，“发石遗苏州函，寄去《水调歌头》词”没有收到回信。1月30日，夏承焘又写了封信给石遗，为人求字。1934年的除夕特别晚，已经是1935年2月3日。直到3月6日，夏承焘才收到石遗之覆。夏承焘去陈衍家拜访的12月2日，是阴历的十月二十六日，距离除夕尚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林公武《师堂丛录》中收录了二十通陈衍写给王真的信，有数通讨论《福建通志》的续刻事，发了许多牢骚，迻录如下：简言之，每月五百元，四十个月成书。三千五百页，每月刻工三百廿元，校对□□□元。再李科长所以向你商量者，将毋虑续刻不成乎？我能刻三百余卷之书，乃不能刻百余卷之书乎？我能用十九万元成此《通志》，乃不能用二万元完此《通志》乎？怪哉！怪哉！
缩短日头，亦无不可。惟我须辞去此间讲席，多住福州。
得手书论续刻《通志》事，所见甚是。汝可为我特告李国典，此事非我所急，乃民政厅所应急。一概照我前所定办法。我腊月回去接洽。
一枝春信自梅边，折赠空劳驿使传。玄妙观前新梦影，胭脂桥畔老词仙。报书我负数行墨，投刺天悭再面缘。福慧双高消受得，苏台月只向君圆。
上元前二日，偕金松岑访石遗先生于胭脂桥毛家弄寓庐，先生返闽未归，投一刺而去。忆十年前，燕京寒山诗锺社曾一晤，承风心钦，而再晤缘悭。前岁先生自苏惠书存问，谓国有颜子，讵有不识之理，语特温挚，情尤谦挹。当时以先生有闽江之行，未即裁答。而人事参商，荏苒至今，竟付缺如，常引为罪戾。松岑约十六日归自邓尉再偕晋谒，并邀印泉相会，而匆遽返金陵，未践约，赋此志意，兼示松岑。正月十三日，靳仲云与金松岑拜访陈衍，因石遗“返闽未归”，未能晤面。故二人约定十六日再去拜访，却因靳仲云匆忙返回南京，未能如约。靳仲云于此颇为耿耿，在《赠金松岑》诗前小序中又再次提及：苏州下车访松岑于濂溪坊，相偕访石遗、印泉两先生，皆不遇。游可园看贴骨红梅。翌日，独游邓尉，未践临别所订十六日回苏之约，辄呼负负。此事可与《年谱》相参看。更何况如是1934年除夕和钱锺书一起在苏州度岁的，年后即赶回福建，老人年近八十，如此折腾，所为何来！且王真所言说诗社诸人预祝寿辰之事也就无从谈起，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当时的交通并不如今日便利快捷，从苏州到福州，需先从苏州坐火车至上海，再从上海乘坐轮船到福州，需要好几天的时间。1935年3月5日，陈宝琛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八岁。陈衍作《哭弢庵太傅二首》，情词悲痛，故人零落，也许让他想起在福州时席间有称他长寿者，他戏答的那首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此是诗人短命词。试数胜清诸老辈，所难九十到期颐。”5月10日，陈衍八十大寿，钱锺书随父前往拜寿。席散临别，老人如是感慨：“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这一年的冬天，陈衍寄了一首诗给远在英国的钱锺书，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之句，对这位年轻的天才，是满心期许着的。又过了两年，陈衍在福州下世，时为1937年7月8日，与《围城》开头的那个时间，相差不过月余，但钱锺书并不知晓，他那时还在牛津，读着“旁行书”，踌躇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