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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简介【胡惟庸:九族尽灭,3万人垫背,中华最后一位宰相,到底冤不冤枉】

时间:2024-08-15 10:07:06阅读:

胡惟庸简介【胡惟庸:九族尽灭,3万人垫背,中华最后一位宰相,到底冤不冤枉】

明朝洪武八年春天的一天,魏国公徐达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他得到消息,有人要暗中自己。

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徐达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名将,在诛陈友谅、灭张士诚和北伐元朝的过程无数,仇人自然很多。然而,这一次打算刺杀徐达之人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当朝丞相胡惟庸。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记载:魏国公徐达深嫉其奸邪,常从容言于上,惟庸衔之。达有阍者福寿,惟庸阴诱致为已用,为福寿所发。

原来,徐达在朝中德高望重,看不上胡惟庸这种奸邪小人,常常在朱元璋面前打胡惟庸的小报告,胡惟庸因此恨上了徐达。徐达麾下有一位看门人名叫福寿,胡惟庸便设计暗中和福寿结交。起初,福寿把胡惟庸当做朋友,直到有一天,胡惟庸劝他帮自己刺杀徐达,福寿才知道胡惟庸用心之险恶,于是将胡惟庸的计划告诉徐达。徐达得到福寿的告密,不禁一阵后怕,从此对府中下属严加管教,处处防备胡惟庸。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在明朝的知名度很高,他所引发的“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之首,同时也拉开了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序幕。胡惟庸的结局更是惨烈,他不仅被灭了九族,还连累3万余人为其垫背。

《明史·胡惟庸传》记载:胡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朱元璋攻打和州时,胡惟庸前来投奔,被朱元璋授予元帅府奏差。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传奇帝王,朱元璋早年疾苦,父母去世后流落江湖,甚至出家。直到红巾军起义爆发,他投奔到濠州红巾军元帅郭子兴麾下,并娶到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此后多次立下大功。但因为郭子兴心胸狭隘,朱元璋最后带着24位部将离开濠州,南下定远,从此开始“自立门户”,史称:南略定远。

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投奔了朱元璋,这个人就是常遇春。

笔者举李善长和常遇春的例子,只是想说明:胡惟庸的才华史书记载很少,但他能够在朱元璋麾下当丞相,和他投奔朱元璋的时间较早有很大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野史说李善长是胡惟庸的老师,这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二人仅仅是老乡而已。而且,胡惟庸后来和李善长的弟弟成为亲家,也可以从侧面否定上述观点。

纵观胡惟庸的履历,会发现,他虽然很早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但前期他并没有身居要职,朱元璋给他的安排,更像是对他的考察和磨练,《明史·胡惟庸传》记载: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

胡惟庸最初在朱元璋的元帅府当差,后来被朱元璋任命为宣使,负责巡查定远、滁州各地民情。至正十七年,在朱元璋渡江攻入皖南之后,胡惟庸先后被任命为宁国县主簿和知县。

胡惟庸在皖南经营了4年左右,至正二十二年年,朱元璋麾下大将邓愈攻入江西,拿下洪都等地,朱元璋派胡惟庸担任吉安通判,直到吴元年,胡惟庸正式回到南京,担任太常少卿。

纵观胡惟庸前期的仕途生涯,他从1355年投奔朱元璋,到1367年回南京,除了最初的两年外,他有近10年的时间都在地方州县为官。所以笔者认为:作为明朝后来的丞相,胡惟庸毫无疑问是有地方治理才能和经验的,这也是他后来能担任丞相长达7年之久的原因。

换句话说:他是个奸臣,但并非庸臣。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祭告天地,登基为帝,改元洪武。因此,这一年即为洪武元年。明朝开国时,朱元璋沿袭了宋元的制度,设立中书省左右丞相。当时,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为左丞相。如《明史·徐达传》记载:洪武元年,太祖即帝位,以达为右丞相。

注意,明朝以左为尊,徐达本就是右丞相,再加上他长年征战在外,中书省实际上是李善长一个人在操持。

与此同时,胡惟庸已经被朱元璋擢升为太常寺卿,主管宗庙礼仪和祭祀,属于正三品。到了洪武三年,李善长已经66岁,半生辛劳,让他实在力不从心。李善长建议中书省要增加年轻的官员,根据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调到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

熟悉《宋史》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在宋朝,“参知政事”实际上就是副宰相。但到了元朝,中书省有了些许变化,明朝延续了元朝的制度,在元朝和明朝初期,中书省最高长官是左右丞相,然后是平章政事,然后是左右丞,再次是参知政事。

例如,洪武元年,朱元璋就曾封常遇春为“平章政事”,在军务上,常遇春仅位列徐达之下。

由于当时徐达征战在外,常遇春已经病逝,因此,胡惟庸进入中书省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实际上只有3个人,分别是李善长、汪广洋、杨宪。

不久后,李善长便申请告老还乡,朱元璋为了丞相人选煞费脑筋,当时,在朱元璋考虑范围内的丞相候选人只有3个人,分别是:杨宪、胡惟庸、汪广洋。为此,朱元璋还特地请教刘基。

朱元璋问:“李善长要告老还乡了,我想让杨宪接替他,担任丞相,你觉得如何?”刘基说:“宪有相才,无相器。”意思是说,杨宪虽然有能力,但没有丞相的器量。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何如?”刘基曰:“此褊浅。”意为汪广洋的见识太过狭隘,不适合做丞相。

朱元璋:“胡惟庸何如?”刘基:“小犊耳,将偾辕而破犁。”刘伯温的意思是说:胡惟庸就像是个心高气傲的牛犊,让他来犁地,说不定地没犁好,犁子还被他搞坏。

以上对话出自《明史纪事本末》,不得不说,刘伯温对胡惟庸的评价非常准确:他不仅当不好丞相,还会把明朝搞得更糟!

之后的两个月,杨宪因为太过激进而被朱元璋诛杀,中书省只剩下汪广洋和胡惟庸二人可供选择了。经朱元璋反复权衡,他决定放李善长归乡,让汪广洋来做右丞相,胡惟庸升为左丞。

《明史·汪广洋传》中有记载:及善长以病去位,遂以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左丞。

此时,中书省名义上还有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徐达。但是,徐达只占了个名分,并不插手中书省事务,中书省的实际上由汪广洋和胡惟庸把持。

李善长走了,杨宪死了,徐达“有名无实”,挡在胡惟庸前面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广洋了。

于是,胡惟庸开始露出他狡黠的一面,他开始筹划,如何成为继李善长、徐达、汪广洋之后的明朝第四位丞相。

汪广洋是一位老实人,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能力不足。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对丞相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汪广洋的劣势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胡惟庸凡事都表现得异常积极,有时候胡惟庸甚至会越过汪广洋,直接向朱元璋汇报自己对治国理政的看法,这更加让朱元璋觉得,汪广洋遮挡了胡惟庸的才能。于是在洪武六年,朱元璋抓住汪广洋的错处,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担任行省参政。此后,胡惟庸开始以左丞的身份主持中书省,半年后,胡惟庸正式“转正”,担任右丞相。至此,胡惟庸终于圆了自己的丞相梦。

胡惟庸初为丞相,他的能力到底如何呢?《明史·胡惟庸传》记载: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

意思是说,朱元璋肯定胡惟庸的才能,对他很信任,而胡惟庸也很努力,他办事小心谨慎,经常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因此逐渐成为朱元璋的宠臣。

从历史角度来看,朱元璋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作为皇帝,他还是比较勤奋和敏锐的。胡惟庸自洪武六年当上丞相,到洪武十三年结束,他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当丞相近7年之久,可以说,胡惟庸是有丞相之才的。

若胡惟庸是个庸才,他必然会步汪广洋的后尘。别忘了,汪广洋就是因为能力不足才被罢免的。所以,胡惟庸的名字里虽然有个“庸”字,但他并非庸才。

然后,随着胡惟庸丞相生涯的延长,他开始暗地里搞一些小动作。史载: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意思是说,朝中有一些生杀废贬的事,胡惟庸有时候不报给朱元璋,自己做了决定。六部呈给中书省的奏折,他看到有说自己和同党坏话的,也私自扣下。如此一来,那些热衷于功名的投机分子,逐渐开始聚拢在胡惟庸门下。尤其是那些犯错被贬的武夫,开始走胡惟庸的门路,各种金银财宝陆续被送到丞相府。

御史陈宁、中丞涂节等朝中大臣,也纷纷投靠胡惟庸门下,成了胡惟庸的死党。

胡惟庸也趁此机会大肆培养党羽,例如,李善长退隐后,被赐予“太师”头衔。他的弟弟李存义任太仆寺丞,胡惟庸便和李存义结为姻亲,把哥哥的女儿嫁给李存义的儿子。

当时朝中并非没有人发现胡惟庸的奸猾,但胡惟庸身为中书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人敢去招惹他,任凭他指鹿为马。

但朝中也有两个人不怕胡惟庸,例如刘基和徐达。刘基是御史中丞,有弹劾百官之权,徐达虽然已经辞去左丞相职务,但他仍是勋贵中的第一人。于是,二人不断向朱元璋汇报胡惟庸的恶劣行径,这让胡惟庸十分不爽。

洪武八年,刘基生病,胡惟庸带着太医前去给刘基看病送药,刘基喝过药后,腹中就像有石头一样,没多久就死了。《明史·刘基传》云: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

刘伯温之死,在明史中是个谜团,但他被胡惟庸谋害的可能性极大。

如果说刘基之死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是胡惟庸下毒的话,那么,从他谋划刺杀徐达来看,胡惟庸已经达到了权势滔天、无法无天的地步。

莎士比亚说过: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胡惟庸的一系列作为本就是大奸大恶,再加上他的顶头上司是疾恶如仇的朱元璋,这就注定了胡惟庸的结局。

胡惟庸之罪虽然多,但真正加速胡惟庸灭亡的却是谋反罪。

胡惟庸知道,若论朝堂权谋,他不输给别人,但若论领兵造反,没有武将肯定不行。于是,第一批被胡惟庸拉拢的武将出现了,他们就是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

陆仲亨和费聚都是明朝开国功臣,但二人都犯过错,例如,陆仲亨曾因为擅自乘坐驿车、劳役驿卒而被朱元璋严厉斥责;费聚因为沉迷于酒色而惹怒朱元璋。胡惟庸通过利诱,让二人归于自己门下。

一日,胡惟庸邀请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二人来府中饮酒,酒酣,胡惟庸悄悄对二人说:“我们都干了很多违法之事,万一被皇帝发现了,我们该当如何?”陆、费二人面面相觑,胡惟庸便授权二人在外招兵,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胡惟庸还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以出海平寇为由,暗中和倭寇联络;让元朝旧臣封绩暗中给蒙古人写信,要和北元里应外合。

不仅如此,胡惟庸还大量豢养亡命之徒为自己效力。为了尽快收服朝中勋贵,胡惟庸想起了早已退休的李善长。于是,胡惟庸找到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让他暗中游说李善长,并承诺将来事成,将淮西之地尽数封给李善长。

《明史·李善长传》记载: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李善长当时给胡惟庸的回复是:我老了,等我死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很明显,李善长没有被胡惟庸所诱,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知情不报。若干年后,这个错误直接导致李善长被朱元璋灭门。

胡惟庸虽然奸诈,但他懂得“谋定而后动”,当他一步一步暗中准备的时候,一场意外的车祸直接打破了朝堂表面的宁静。

明朝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儿子在闹事中乘马车疾驰,慌乱中坠马而死,胡惟庸怒不可遏,将驾车的车夫当庭处死。

胡惟庸没想到,这一场车祸,直接断送了自己多年的谋划,更使自己赔上了九族的性命。

原来,胡惟庸之子本就作恶多端,如今胡惟庸又当众处死车夫,引起了民愤。百姓们聚集在闹市口,要求丞相给一个说法。

朱元璋得知后,龙颜大怒,命胡惟庸为车夫偿命。胡惟庸提出用钱财来赔偿车夫家人,但朱元璋没有答应。如此,胡惟庸有些害怕了,他回到家中,立即通知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心腹,告诉大家准备起事。

就在陈宁、涂节二人到处派人通知各处将领准备造反的时候,朝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年九月,位于东南亚的占城国派遣使者来明朝进贡,胡惟庸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朱元璋,而是选择私自接见占城国使者,不巧的是,这一幕被宫里的宦官看到了。朱元璋因此更加愤怒,胡惟庸赶忙把责任推给礼部。朱元璋为了查查此时,下旨把相关官员都审查一遍,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出涂节有变卖官家妇女的罪状,朱元璋立即下旨关押涂节。涂节大骇,为了“戴罪立功”,他将胡惟庸意图谋反的事情抖搂出来,满朝骇然。

《明史》这样评价涂节: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

意思是,涂节本来和胡惟庸一起筹划造反,如今局势不妙,立即告密反水。他被朱元璋处死,并不冤枉。

涂节之死是必然的,朱元璋顺着他提供的线索,很快查出了胡惟庸、陈宁等人谋反的证据,于是,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杀掉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并灭了他们的九族。

张廷玉评价说: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

即,在明朝,大奸大恶之人很多,但大多出自宦官群体。明朝开国之初,丞相胡惟庸狡诈妄为,最终被灭九族,让人震惊。

然而,真正让人震惊的并不是胡惟庸被灭了九族,而是这桩“胡惟庸案”像一部未完待续的著作,十余年后,它的余波仍未平息。

由于胡惟庸被诛杀相对突然,他的很多同党并未暴露。例如,当初秘密为胡惟庸招兵的陆仲亨和费聚;当初以平海寇而领兵出征的林贤,替胡惟庸给北元送信的封绩;还有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等。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掉,该来的还是会来。

洪武十八年,在胡惟庸案爆发后的5年后,有人告发李存义曾是胡惟庸的党羽,朱元璋看在李善长的面子,没有杀李存义,而是将李存义下放到崇明岛。次年,林贤通倭之事爆发,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胡惟庸还留有这一手。于是,林贤被灭了九族。

洪武二十三年,蓝玉率兵北征,抓获了封绩。两年后,李善长的家奴丁斌犯案被抓,李善长三番两次向朱元璋求情,要求释放丁斌。李善长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朱元璋下令严审丁斌,结果审出丁斌之前曾在胡惟庸家做事,胡惟庸案爆发后,他才投奔李善长。根据丁斌招认,当年胡惟庸曾拉李善长下水,李善长虽然拒绝,但并没有告发胡惟庸。

朱元璋大惊失色,连忙下令逮捕李善长全家,最终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全部被杀,只有李善长之子李祺,因为是朱元璋的女婿之故,才得以免死。

事情还没完,随着丁斌的逐渐招供,胡惟庸的当年的阴私逐渐被抖露出来,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等20余位侯爵都牵连谋反案,朱元璋怒不可遏,举起屠刀,开始大杀四方,一时间,朝堂之上流血漂橹。

最终,胡惟庸案导致明朝一位公爵、21位侯爵被株连,其他无爵官员不计其数,合计被株连者多达3万余人。

一人造反,九族流血,3万人为其垫背,胡惟庸作为明朝丞相,创造了不一样的历史。

历史学家把“胡惟庸案”和“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并列为洪武四大案。在这四大案中,由于胡惟庸案是第一案,因此存在较大争议。

有人认为,胡惟庸的罪状大多是事后才逐个被挖掘的,因此存在朱元璋故意栽赃的可能性。而且,为胡惟庸垫背的3万余人中,也存在冤枉者。

对此,笔者认为,胡惟庸是谋逆者,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包括《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等各种史料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笔者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在没有更靠谱的全套证据出来之前,已有的证据更为可信。

至于朱元璋诛杀的3万人中,到底有没有冤魂,这个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在胡惟庸案所牵连的“一公二十八侯”共计29个主要人物中,他们的罪名都是有记录的,他们被冤枉的可能性极低。

但是,因为古代谋逆罪要求“连坐”,这些主要人物的亲属不管有没有参与造反,都要被牵连其中。因此,这些亲属中肯定存在冤枉的成分。但这是封建社会司法的弊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种情况,不能归咎于朱元璋一人。

胡惟庸之死,在中国封建王朝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

自隋唐设立三省六部制度,中书省一直是替帝王管理天下的重要工具。胡惟庸死后,朱元璋觉得中书省权柄太大,随时有颠覆王朝的危险,因此决议撤销中书省,此后,由皇帝本人直接管理六部。

所以,胡惟庸之死,不仅仅标志着中书省的消亡,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就此终结。

《老子》中有句名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意思是,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如果拥有富贵和权柄之后,不加以约束,那就会越加骄奢,愈加追求更多的权柄和欲望,这就为灭亡留下了祸根。

胡惟庸并非庸才,他又能力,最初为官时也算勤勉,但后来权力心太过膨胀,意图取代帝王,因此才走向毁灭。作为中华最后一位宰相,他给后世留下的警示作用,适用面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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