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17日，红军在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政治局委员6人，他们分别是毛主席、博古、洛甫、朱老总、陈云、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他们分别是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政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等人，以及当时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
这次会议在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推动下，集中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使红军指挥权回到主席手中。在之后的扎西会议上经过讨论决定，博古不再担任“总负责”，这为红军在军事指挥上变被动为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么卸任“总负责”后，博古又担任什么职务，后来怎么样了呢？事情还要从博古的真名说起！
在苏联求学的这段时间，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在此期间他积极学习革命理论，结识了同在苏联留学的王明、张闻天等人，成为当时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和党组织安排，他从苏联回国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当时在反对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中，它和王明等人站在一起持反对意见受到处分，这次“处分”也让博古收获了王明的信任。
后来上海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央主要领导只得暂时离开上海，在这种背景下，为加强党在上海的革命工作，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在王明的支持下，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一位，对党负总责，当时他仅仅24岁。
临时中央迁移往中央苏区后，博古在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由于他之前主要从事宣传领域，很少接触军事斗争，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他非常依赖洋顾问李德。而李德不懂中国实际情况，拿红军与装备精良的敌人硬拼，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处处被动。到1934年，中央苏区周围战略要地相继被敌人攻陷，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3万余人，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上下都开始对博古左倾错误路线不满。
从1934年12月上旬开始，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相继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讨论红军长征中的两大问题：第一、战略方向问题，红军到底去向哪里？第二、军事指挥问题，如何改变错误军事指挥路线，变被动为主动？
在这几次会议中，毛主席与王稼祥、张闻天先后深入沟通，逐步达成共识，而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逐步被限制。
经过前几次会议的铺垫，1935年1月15日红军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会上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归结于敌强无弱，为自己辩护，这个时候张闻天、王稼祥、毛主席等先后发言指出博李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指挥错误，经过讨论，会议决定让主席参与军事指挥。
不久之后，博古的“总负责”职务交由张闻天担任。然而博古虽然犯了错误，被解除了最高职务，但是他却是一个具有大局意识，知错能改，心胸宽广的革命家。1935年6月红军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然而张国焘却仗着兵强马壮企图分裂红军，这个时候博古坚定地与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起与之坚决斗争。
1946年4月8日，博古在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后，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人乘飞机返回延安请示工作。然而不幸的是，在途径山西兴县黑茶山时，飞机遇上恶劣天气发生事故，博古在内的机上全部人员不幸罹难。
博古的另一个女儿秦新华，则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之后担任过中国优生优育协会会长，为我国妇幼保健和卫生科教工作作出了大量工作，而他的丈夫李铁映，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