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像一直不敢提笔写朱元璋，因为太精彩。但明代十六帝，已经写了十五位，总不能把这位老祖宗拉下，却始终不知何处下手。从放牛娃到开国君主，从家破人亡到拥兵数十万，他的人生历程像一本逆袭的网络小说，让人读得热血沸腾，大呼过瘾。
随便聊聊吧，毕竟朱元璋的事情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炒冷饭也没有任何意义，就说说我对朱元璋的一些看法吧。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小时候很苦。祖上世代务农，兄弟姐妹一大堆，吃不饱，穿不暖，很小的时候就给地主家里放牛。16岁那年，先是旱灾，然后是蝗灾和瘟疫，家里人几乎死绝，连给亲人找快板，找块地的埋葬条件都没有。
走投无路进了寺庙做了打杂的行童。后来寺庙的日子都混不下去，穿着件破僧衣，端着个僧钵就出去云游化缘。安徽，河南绕了一圈，游荡三年后又回到了寺庙。中间朱元璋回了一次家，祭奠了父母，觉得世道乱又窝回寺里。
黄觉寺直到他收到了小时候玩伴的信，邀请他加入农民军。朱元璋想把信烧了，安安稳稳地苟在寺庙里度过余生，却不知这封信的消息被走漏。朱元璋别无选择，投奔了红巾军。这一年，他25岁。
朱元璋的这段经历大家并不陌生，在他参加农民军之前经历的艰苦岁月，是他后来“民本”观念的重要由来。但我看来，25岁之前的生活，让朱元璋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进则退。
红巾军从宏观角度看，朱元璋这种底层的破产农民，躲过饥荒，瘟疫，战乱，最后能够活下来，其实只是一个数学的概率问题。但从朱元璋的角度看，他一次次地逼迫自己做出选择。
家破人亡后，他只能遁入空门；苦力僧做了几年，为了不饿死他只能外出乞讨；好不容易熬了过去，能在寺庙安定下来，又被一封信逼得去造反。很多人说这是正常的逻辑，树挪死人挪活，穷则思变啊。
但后来呢？特别是一年后当朱元璋在红巾军里闯出了一些名头，他却带着二十四骑出走单干这件事，就特别值得琢磨。
因为按照朱元璋之前只想在乱世保命的生存哲学，当时农民军虽然高层内斗严重，但并没有面临严峻的军事形势，完全可以安稳一段时间。
朱元璋这次出走，很大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支队伍没有希望，所以他要自己另起炉灶。希望这件事，在乱世其实是很奢侈的。
农民军朱元璋25岁以后犹如开挂一般的人生，实则是被两个因素一直推着前进：求存与希望。
他必须不断壮大自己，不断取得胜利，才能够让自己活下来；为了活下来，他必须改变自己原先的价值观，改变原先的处事风格，主动去寻求各种机会；一次次地活下来之后，他也慢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当这个希望越来越明朗，越来越被朱元璋清晰地捕捉到时，他便更加努力去追求每一次胜利。
于是，24人变1000人，1000人变4000人，4000人变人，当他坐稳南京准备和陈友谅决战的时候，朱元璋已经成为了拥兵十余万的大军阀。这时候，他才33岁。
朱元璋塑身如此一位靠自己一刀一剑打拼出来的军阀式开国君主，不论将来做出何种让世人不解与迷惑的举动，其背后一定有他自己深层次的考量。因为人生能够开挂，除了胆气，更重要的是眼光。这是天生的。
朱元璋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标签，叫屠戮功臣。正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所有人都一边骂朱元璋薄情，一边习惯性认为此事理所当然。
其实如果大家把几个主要的开国元勋死亡时间和死因列一张表格，便会发现朱元璋诛杀这群昔日战友，主要集中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两个时期。因为这两个案子牵连人数大，影响时间久，以至于到洪武二十八年的时候，大明朝廷才逐渐恢复平静。
明代官员但相对于朱元璋动手杀掉的，大明建国后病逝的开国元勋数量更多。如果把这批人的死也归咎到朱元璋，那我只能怪老朱活得太久了。
还是说说这两个案子吧。
“胡惟庸案”，在我看来就是朱元璋苦心准备的一次集权行动。在胡惟庸之前，做过丞相的是李善长，徐达，杨宪，汪广洋等人。这几个人都和朱元璋的关系不一般。
徐达像可胡惟庸呢？虽然他龙凤元年就投奔了朱元璋，但关系资历与以上几位比起来，确实还差着一大截。李善长从丞相位子上是“病退”的，徐达只是短暂代职，汪广洋是消极怠工，杨宪倒是想做事情，然后不明不白死了。
明代官员最后就是李善长推荐给朱元璋的胡惟庸。
朱元璋忍了胡惟庸整整七年，是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然后看时机差不多了，一锅端掉了“胡党”，罪名是谋反。
谋反？笑话，一个见识过朱元璋创业期刚猛的中下级官员，一个看到过朱元璋驾驭碾压无数牛人的小弟，居然在大明建国后想要谋反？
龙椅朱元璋用胡惟庸的死，裁撤了相位，改组了六部，完成了集权。
之后的“蓝玉案”，朱元璋的动机同样直白简单。
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其一，太子朱标已死，原为朱标一党的蓝玉很可能成为皇太孙朱允炆日后执政的“不安定因素”；其二，大明建国已二十余年，北方蒙古已无再度南下重建元朝之可能。蓝玉等将领依然要求保持对北方的大规模军事压力，明显与朱元璋注重国内民生发展形成了矛盾。
所以，蓝玉也必须死。
明代市井图只是这两场明初大案，之所以牵连如此之广，很大的原因与朱元璋的猜忌心理有关。而创建不久的锦衣卫刚刚好利用了朱元璋的这种心理，又想要“扬名立威”，故而最后演变出众多冤案，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大明律》，朱元璋颁布的，一套把整个帝国所有政治，经济，民生活动都涵盖进去的律法，即使到了今天依旧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大明律《大明律》的颁布，把整个帝国的运行放入了一条固定的轨道。出台一部律法并不难，像刘邦入关的“约法三章”也是一种律法，但像《大明律》这样在各个方面都能起到约束，监管，督促各种事务自行运转的律法，却是少之又少。
明代之所以能够有近300年的国运，很大的功劳要归结于这部律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与群臣接触，朝中官员缺编严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市井图与《大明律》一同被朱元璋使用的，还有锦衣卫。这个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的特务组织，配合着《大明律》，为皇帝收拾大臣立下了汗马功劳。
锦衣卫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不受《大明律》约束。而朝臣们却无时无刻不受《大明律》的束缚。于是朝臣们需要在各种法理框架下行事，哪怕是怼皇帝也得按照规矩来，可皇帝却可以通过锦衣卫，不择手段地欺负群臣。
明代官员这种不对等的较量，谁的胜面更大已经不用多说。可笑的是，偏偏是因为锦衣卫的出现，朱元璋才真正建立了一个法治国家。也正是锦衣卫这个超脱律法的流氓手段，才能让朱元璋一次次发动对朝臣的进攻，且保持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而锦衣卫更是后来东厂，西厂，内厂的雏形，只是换了一个主事群体罢了。
民族问题。
蒙古贵族蒙古人把国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与南人四等。长时间的民族隔离政策，会导致“民族对立”
事实上，虽然同为汉族，但北人与南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已经很浓了。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长此以往南北汉人很可能就会变成“两个民族”，明代前期官员中南北对立，亦与此有关。
朱元璋建国后，对所有民族一视同仁。
明代市井图同时他禁止了胡服，胡名，大批蒙古人和色目人改名换姓，与汉人无异。在朱元璋的里，同样也有大批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任职，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融合。
云南的问题。
虽说云南在历史上很早就并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但绝大多数时期因为地理和民族问题，在中原王朝在云南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战国时期的滇国，唐代的南诏国，宋代的大理国。
明军图卷朱元璋打云南，虽说是冲着蒙古梁王和几十万元兵去的，但朱元璋打下之后愿意花大钱养着啊，让沐家世代镇守云南。很多人只看到了朝廷每年向云南撒大把的银子，却不曾想过有朝廷驻军的存在，对于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南边疆的震慑。
也就是从明代开始，中原王朝开始逐步通过各种形式途径，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汉化，比如战争，比如“改土归流”如果不是朱元璋一开始就让沐家守在云南，云南很可能就会变成另一个交趾。
云南沐王府朱元璋虽然对官员施行严苛的管理，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对百姓却处处以民为本。
他应该算是史上对于农业生产最看重的君主了，没办法小时候饿怕了；他构建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从养老，帮扶病残，甚至是公共医疗保障，都有其独创性；还有覆盖全国的监察体系与渠道，在洪武年老百姓要告官，不敢说一告一个准，但有的是办法把事情送达天听。
耕种还有朱元璋恐怖的自制力。
一般农民运动，特别是起义军的首领本身就是贫苦出身的底层民众，在得势后往往都会表露出极大的享乐欲，比如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可朱元璋不一样。
他像头老牛一样一天到晚埋在各种上疏与卷宗里。有人统计过，他平均一天要批阅两百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事务。而且他还没有什么特别奢侈的爱好，似乎办公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
明代奏疏朱元璋崇尚节俭，宫中花园里都种着菜，还经常拿这件事和几个儿子们说，意思是这本来是打算造凉亭的，我改成菜地了，你们做小的要学习我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朱元璋不喜欢宋元时期的团茶，而推崇散茶。一方面朱元璋出身低微，团茶一般都是宋元贵族圈子里流行的；另一方面，宋元时期斗茶之风盛行，工序繁多，茶具精致，助长了社会的奢靡之风。现在日本保留下来的茶道，其实就是宋元时期茶道的简化版。
朱元璋的评价有两个极端，一种是一味吹捧，一种是无脑打压。其实宏观地来看，这也说明了朱元璋身上有诸多颇具争议的话题。
但还有一种解释。我们民族的历史，大一统的朝代就这么几个。汉唐已经成为了民族标签；秦隋是二世而亡，时间太短；宋代又号称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清朝的事情一聊就容易敏感，还不利于民族团结，那么数来数去就剩下大明了。
朱元璋像但不论褒贬，这都是一种对历史的讨论，只要足够理智，有理有据，都是对我们历史的再次理解与解读，我个人是觉得应该肯定的。
所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朱元璋。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