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只因背后这两个好女人在师从康有为以后，梁启超的思想和眼界得到很大的拓宽。
1895，签订《马关条约》这样奇耻大辱，刺痛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
社会动荡、外敌侵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发起了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集会。康有为在会上慷慨陈词，痛述国耻，许多人痛哭流涕，扼腕叹息。
最后康有为连夜写成“万言书”，由一千二百多名举人，请求清廷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实行变法！这就是历史著名的——公车上书！就此，维新运动的序幕被拉开了。
公车上书1896年，李端棻在北京上书请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则带着妻子李蕙仙来到上海，建立上海女子学堂，李蕙仙担任校长。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合办《时务报》，梁启超主笔。
他以《时务报》为根据地：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两人交谈的画面其实可以补脑一下的：梁启超当时只会说方言，光绪帝听不懂，两人的对话，基本都是靠猜！
回家后，还是妻子李蕙仙教会了他普通话，这也为以后的演讲，打下了基础。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戊戌六公子被杀，梁启超和康有为受到了的“追杀”，梁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梁启超身为维新领袖，他和康有为一起倡导“一夫一妻制”
当时，为了梁家的香火，在李蕙仙的主持下与陪嫁丫鬟王桂荃圆了房，这已经是违背了自己主张的婚姻准则。
王桂荃这个“丫鬟”在两家的地位也是相当的尴尬的，说丫鬟不是丫鬟，说妾不是妾的。
在梁启超的要求下，孩子们都叫她“王姑娘”或者“王姨”
要知道，母爱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东西，它能感化一切，自然也能感化孩子的心。
孩子们在看到她的默默付出，感受到王桂荃的爱，也没有再顾及父亲的忌讳，都喊李蕙仙“妈”，管王桂荃叫“娘”
作为梁启超背后的“第二夫人”，王桂荃也是很不简单的。
梁启超虽然在避而不谈对她的名分，在自己众多著作里对她也是只字未提，但是却对自己的子女说：“王桂荃是梁家极为重要的人。”她虽然出身贫寒，目不识丁，经4次转卖到李家，最后陪嫁到梁家。
但王桂荃聪明、能干、识大体，学起东西来也快，到了梁家后，便跟梁启超学认字，后来又学会记账、写信。深得梁启超夫妇的信任，梁家的大小杂事，都由她来管。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随梁启超一家逃亡日本后，聪慧的她自学日语，很快便能讲出标准流利的东京话。
夫人李蕙仙体弱多病，所以大小家务，对外联络，都要靠她操办。
这一切都离不开王桂荃这个女人。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到日本大使馆，又化装前往天津。在天津剪去发辫穿上和服，躲过清军搜查，乘日轮逃往日本。此时的孙中山也在日本。
在维新派遭受重创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势力却得到了极大发展。
梁启超趁着康有为到欧美游说保皇派时机，开始了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接触。
梁启超致函孙中山的日本友人犬养毅，表达了他愿意与孙中山相见的心情。但是当孙中山想要极力争取梁启超参加革命阵营，而上门拜见时，他又借故不见，让孙中山吃了闭门羹。
后来在两人多次接触和商榷后，最终达成一个合作的方案：两党合二为一，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任副会长，会名未定，仍暂以兴中会代之。康有为退居二线。
当康有为知道此事，勃然大怒，担心梁启超被孙中山带坏，立刻勒令梁启超离开日本，赶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
临行前梁启超对孙中山说：“虽然师傅不同意，我一定会克服困难，促成两派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并请孙中山为其介绍同志，以便开展工作。”檀香山是孙中山革命党最早发展势力的地方，也算是他的”大本营。
有了兴中会的帮助，梁启超很顺利的站稳脚跟了，还加入了三合会，被誉为“智多星”
在梁启超故意混淆原本就不太清晰的改革派和改良派的界限情况下，兴中会的骨干冯紫珊、冯镜如都成了保皇会的积极分子，甚至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成了保皇会员。可见梁启超的能力之强。
孙中山得知此事，甚是恼火，大骂梁启超背信弃义，同时去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通知他们小心梁启超的陷阱，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梁启超甚至住到孙眉家里，半年时间筹款十万，远超之前的孙中山。
这就是个解不开的死结，直到孙中山先生去世，也没有和梁启超握手言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