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绍兴和议》中将秦岭至大散关一线划为国界，而这条分界线恰巧又与中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相重叠。
东晋随着东晋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沿线特别是江南地区一跃成为国内最富足的地方。加之浩荡的长江天堑，三国周瑜、南陈陈茜等等许多策略家都设想过想过划江而治的战略，为此费尽心机的设法以长江为界分裂南北。
然这划江而治的策略在中国的大一统浪潮中总是黄粱一梦，无数次的历史教训已然确定了长江的东方“马奇诺防线”的地位，但对于那些因生活所迫的南渡朝廷而言，南方除了长江就没了其他天险，他们也找不到其他可以用来防御的法子，因此在数次战败后他们总结出了一个重要战略方针——“守江必守淮”
淮河中下游成也萧何败萧何，长江胜在它的长，败也败在长上，因为长所以可以渡江的地方很多，如果守江方修建堡垒重点设防，那么进攻方就有这几千里的突破点，如果处处设防，那么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强攻，一样能轻松完成渡江的目的。
因此长江的得失一般都会被视为打破南北对抗间平衡点的关键。北人南征，一旦攻破长江，则在对东南半壁江山的作战中恍若无人之境；南人北伐，一旦过江，便呈能气吞山河万里。
南京南方朝廷一般都会选择将首都建在南京，例如孙吴、东晋、南陈等等，而被长江贯穿的南京也就不仅是国家首都还兼备了边陲重镇的身份，这也就确定了南方朝廷得时时刻刻担心会不会被强攻首都，前面也说过长江难守，所以一旦长江失手后，在缺乏战争缓冲的情况下，政治中心就会被兵临城下团团包围，全国在缺乏来自首都讯号的同时极其容易兵败如山倒。
由此长江便成为了南方政权的命根，从三国火烧赤壁到东晋符坚的投鞭断流，祖逖的中流击水，辛弃疾的北固山怀古，南宋与金隔江定国，每件事都确定了长江会是南方政权的核心区，为此，南北对峙就必须将前线远离南京，淮河便成了不二之选。
从地理形势来看，淮河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为“四渎”，在古人心中淮河是与黄河平起平坐的中华母亲河，且两岸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有连接着秦岭这条上千里山脉，这对于以骑兵为强的北方的入侵者而言绝对会是一个致命的阻碍。
江淮淮河距离长江有着207公里，就算淮河防线没挡住对手，南方政权也有足够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招兵，并进行游击手段。守江必守淮中最典型的战争无非是东晋与前秦之间的“淝水之战”
其部队“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队列前后绵延1000多里，阵势十分骇人。而作为守备方的东晋，差谢安为帅，谢石、谢玄为将，所有军队总共只有8万，这差距堪称十比一。
南北对峙按道理十个正规军围殴一个民兵应该是轻轻松松的时期，可事情却出奇的反常，苻坚的八十万大军不仅败了，且败的彻底，前秦也跟着淝水之战战败而分裂。
假如谢玄没有守淮而选择守江的话又会是另一番风景。
南京面对长江，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美誉。自古就是国都的优先选择，一旦南北割据，南京面对长江天险又方便交通的优势就会转化为劣势。即使南京城墙高21米长达35公里，在冷兵器时代堪称铜墙铁壁，但如果江北大兵压境，天险就为双方共享。金陵左右的一系列渡口又会成为敌军登陆的缺口，在东西两个方向包围城池，将守军逼入绝境。
南京挡在了抵挡北方压力的第一线然而由于长江的原因又不得不以南京为枢纽，最后落得个蒋介石兵败躲台湾的结果也是非常正常。
不可一世蒙古人在钓鱼台苦耗50年也没攻克南宋的原因，也多是在于守住了秦淮。
南宋对峙蒙古正如诚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序》中所言：对于偏安江南一隅的小朝廷，“其时之盛衰，大约以淮南北之存亡为断”，因而“守江必守淮”成为划江而治者奉若圭臬的原则。东晋、南宋皆是如此。
刘裕北伐东晋灭亡后，刘裕气吞山河万里，饮马黄河几近重新统一北方也全仰仗着淮河尚在，进攻有补给，战败守淮河的绝佳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