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安石啊，涕泪交加！
“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仁宗问他：“爱卿，天下疯传，说你曾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回对：“此话非我所言，但是，我认同”
“三不足”是对手扣给他的政治大帽子，换上别人，避之不及，于他，不但不避，还叙述了自己的理由：一、天灾人祸与变法无关，那是自然现象；二、从他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对仁宗在位四十年的种种弊端，读出了：此法怎么守？
三、在乎人言，怎么做事？在他眼中，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这位“拗相公”已经没有办法不拗，箭已离弦，如何回？他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反对，无论是朋友，或是敌人。
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就是言论的自由。好、坏的一条红线，就是“广开言路”或是“言路阻塞”王安石新政始启，自然争论纷起。全国官员陷于朋党之争，而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王安石更多的精力为这种争论所牵绊，而争论使支持与反对者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形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王安石的反对者，王安石皆称他们为“流俗”派，而他自称为“通变”派。反对派最能引发社会共鸣，对他构成更重要攻击的，是说他欲“钳天下人之口”，意思不让天下人说话。王安石有没有这样做？意欲其为！他是如何意欲其为的？
他编了一套教材《三经新义》，三经新义，他自己亲自撰写《周官新义》，他儿子王雱和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是和汉唐经学各自表述的分水岭。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后，天下学者士子，无不认真学习。因为，天下取士，以《三经新义》为准。前朝大儒的各家之说，一律废而不用，士人的自各一说，亦从此废，宋学在全国正式的全面展开了。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因政见不合，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他42岁时，因为母亲病逝，趁机去官丁忧。其后三年，英宗屡次征召，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不入朝。
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再次召见王安石。此时宋王朝面临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问题，急需解决的经济困窘、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国防安全堪忧，对此，王安石认为，解决的根本途径：一、效法古圣先贤之道；二、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三、改革制度；四、简明法制。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登上相位。他开始推行新法，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改革开始了。
熙宁七年，因两宫哭逼，罢王安石相；熙宁八年，又重拜为相。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再夺王安石相位，尊其为司空。妇人非要如此，夫复何言？
王安石变法，其间将近十五年。十五年中，每有新法，必有或大或小的弊端，也有或多或少的争议，但是，“富国强兵”的效果十分显著。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时国库积蓄可资朝廷二十年支出。“强兵之法”使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王安石从西夏一举夺下五州失地，这些失地被续掌相权的司马光，无偿地送给了西夏。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汉族，宋抚州临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