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曾于1919年来华访问，时间长达两年零两个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
1919年5月1日早晨，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上海的寓所里醒过来。这一天，杜威给美国家中的子女们写信：“我们在中国睡了一晚，但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整个中国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多半是因为舟车劳顿，5月1日的这封家信写得并不长。这一天的杜威大概也绝难料想，从那时候起，他将要在这个“还谈不上什么印象”的中国滞留长达两年零两个月，行遍十一个省，在各地举行大小两百余场演讲。杜威将带动着实用主义思潮，尤其经过胡适等人的发酵，席卷整个中国的教育界和思想界。老一辈的蔡尚思先生曾回忆说，当日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无不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在于，杜威本人在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断延长这趟计划外的旅行，并最终使之演变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谈得很少的。
好在，1920年，杜威的子女们曾将这批家书整理出版。如今，这些“杜威家书”终于得以被译介到中国出版，与华语读者见面。杜威一生勤奋而高产，这批逐日写成的家书合计十余万字，忠实而细致地呈现了杜威在这趟东亚之行中所经历的思想转折，更有无数鲜活的历史细节，在今天看来尤显珍贵。
日本之行集权下臣民的重负事实上，刚到东京，杜威夫妇就开始用书信给子女们介绍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东京的喧闹、女儿节的人偶、商店里的周到服务、壮丽的富士山和秀美的日式庭园，都被杜威一一记在了笔端。还有日本人接二连三的鞠躬，让杜威连连赞叹这个“奇异得近乎一半都是魔法的国度”
日本朋友是以高规格招待杜威的，杜威也投桃报李，精心准备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讲，这就是后来他的名作《哲学的改造》一书的雏形。在3月5日的家书里，他开篇就说：“我现在已经举行了三次演讲。他们真是很耐心的民族，还有很可观的听众，大概五百人左右。”可是根据记载，杜威的第一讲，其实到场了一千余人，可见人数是逐次减少的。将杜威的在日演讲形容为高开低走，只怕并不为过。明治以来的日本，效法的是德国，思想学术也是唯德国马首是瞻。杜威所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第一次试图融入日本的时候，折戟沉沙了。
《哲学的改造》，杜威著，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
不过，更让杜威感到忧虑的是高度集权的天皇制下，日本社会中的隐约可见的压制和束缚。杜威明确地感知到，明治维新以来狂飙突进的日本“如此迅猛地跻身于第一流的国力，以至于在许多方面都毫无准备”，因而不得不搬出天皇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且现代化的日本的象征”，但这种天皇崇拜，又反过来“成了压在日本人身上摆脱不掉的东西”譬如按照当时的《教育敕语》，学校要培养的是为国尽忠的“臣民”，因此许多师生甚至为了救下火灾中天皇的相片而牺牲。面对这样的故事，杜威在家书里写满了愤慨。
杜威的日本之行只有两个月。就在他刚刚熟悉起日本的方方面面时，他又和妻子来到了中国。
亲历“五四”在到中国后的第一封家书里，他就说：“我饶有兴趣地想要知道，在这个真正意义上非常古老的国家，人们是不是也像在日本一样大量讨论‘万世一系’。”所谓万世一系，指的正是天皇制。当时的中国人显然没有那么重的精神包袱，反而让杜威觉得“很有人情味”和善，爱笑，这是杜威对中国人的印象。
但这种和善的反面，又往往近于犬儒。1919年的中国，北洋当道，谁也不知道国势将走向何方。杜威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人的口头禅就是“谁知道呢”犬儒的精神之下是涣散。走在南京街头，杜威眼看着无数没有学上的孩子，长着一张张老成的脸，无所事事地晃荡在街头。谈及此事，他在家书里流露出的那种痛心感，到今天都格外扎眼。如果说日本是一个极端，那中国未免不是另一个极端。
图为五四时期的学生。
北洋的压制和普通民众的淡漠一度让运动走入低潮，但杜威始终坚信学生们的韧性。果然，这一次学生们以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民族的重任。6月，运动进入高潮。杜威夫妇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拒签条约、保障自由。杜威在家信里说，“学生们曾经钻研过日本的进口商品里有哪些可以不借用资本，而直接用手工劳动来代替。等他们钻研成功之后，他们就去商店，告诉大家如何制造，如何贩卖，同时还发表演讲。”而后，北洋又实施了大规模的逮捕，甚至一度将北大校舍变为临时拘留所。但学生们全无畏惧，纷纷向学校涌来，“并且加强了四处演讲的活动…北京当局不能再拘捕更多的学生，只好驱散深深受感动的听众”杜威就敏锐地感觉到，“总体来说，警察的溃败已经是注定了的”
与华情深“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你们想象不到，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毫无疑问，当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美国应当感到羞愧。”杜威在家书里感叹。
“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昂扬的姿态让杜威看到一种全新的国民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发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慨：“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和中国的感情日益浓厚，他看到了自己长期以来倡导的“民主教育”在这片东方大地上生根发芽的可能。由此，他才推迟了返美的时间，积极投身到在华的讲学中去。
《杜威家书》，约翰·杜威、爱丽丝·C·杜威等著，刘幸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1920年，杜威的子女们将这批家书整理为《LettersfromChinaandJapan》出版。杜威的女儿在序言中说：“中国此刻正在为统一而独立的民主制度而斗争，杜威夫妇也沉浸其中…他们两人都在演讲、参会，热切地将一些西方民主的实情传递给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反过来，他们也享受着一段美妙的体验。他们将这段体验视为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大丰富。”杜威一生勤奋而高产，这批逐日写成的家书合计十余万字，忠实而细致地呈现了杜威在这趟东亚之行中所经历的思想转折，更有无数鲜活的历史细节，在今天看来尤显珍贵。无论是供一般读者了解百年前中日两国的风貌，还是供专业学者研究当日的政局、教育或社会舆论都颇有助益。
今天，当这批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次完整地进入汉语世界后，我们仿佛可以随着1919年杜威夫妇那风尘仆仆的身影，重新回到那个激荡人心的五四时代，感受到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迸发而出的民族感情和时代强音。
校对：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