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王阳明，有一个人是避不开的，这个人就是朱熹。
通过了解某人的对手，更能看清这个人。
想真正理解王阳明，读懂阳明心学，可以先了解朱熹，先把他的学说弄明白。
儒学的衰落是随着孟子的去世开始的。
西汉初年，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追求高远的道家思想。后来，儒学逐渐复兴，但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变得越来越深奥，从《大学》和《中庸》就能看到这个变化。
在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学在思想和精神方面都没有大的建树，直到宋朝，才又一次出现飞跃，这被称为"新儒学的兴起"。
唐代中期以后，禅学流行，这也激发了当时的儒生，他们开始探究儒学深层的奥妙，儒学深远的哲学思想逐渐被世人所知。
宋代儒生参照禅学的教学特点，从《大学》中发掘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从而确定了儒学的教学特色。《大学》中的"明明德""正心"和"诚意"，实际上就是内心的修行和具体的实践。
受禅学思想的影响，儒生最终也找到了适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宋代儒生一般都修习过禅学，这也使他们对儒学教义的解释更加深奥和微妙，尤其是《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它是儒学区别于佛教和老庄之学的重要标志，所以儒生愿意花大力气对其进行解释。
在宋代以前，虽然儒生也曾对"格物"进行解释，但是在整个思想架构中，它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宋代以后，对"格物"的解释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主体，越来越受重视。
要想了解朱熹的"格物"思想，必须明确朱熹在理性和实践性方面，对"格物"以及《大学》中"八条目"的认识。
此外，还需要了解他的"心性论"和世界观。朱熹的世界观是他所有认识和思想的前提。
根据朱熹的思想，"格物"就是要理性地一个一个地去探究心外事物之理。世间万物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由气的运转流动形成的。
世间万物必须如此，这就是"规范"，而为何必须如此，这就是"原理"。朱熹将前者称为"所当然之则"，将后者称为"所以然之故"，二者构成了朱熹思想中的"理"。
例如，子女必须对父母尽孝，这是每个子女必须遵守的"规范"，而为什么必须去尽孝，这就是"原理"。"规范"和"原理"合在一起就是朱熹之"理"。
在朱熹的思想中，"理"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气则是形而下的东西，二者是"一即二，二即一"的关系，即二者虽然是两种状态，却不可分离，虽然不可分离，但又各自独立。
朱熹认为人心是千变万化的，所以需要"持敬"，"持敬"是穷理之本。格天下物，穷极其理，是谓"格物穷理"。居敬持志，修养本心，是谓"居敬养存"。
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朱熹还主张"性即理"，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宇宙万理就蕴藏在"人心"。气的灵活运转形成"人心"，若不持敬，则不能明理。
朱熹和陆九渊的观点之争在史上有名，王阳明继承和发扬了陆九渊的心学，主张"格心求理"。
和陆九渊不同，朱熹所说的"人心"并不是从本性出发的心，其中掺杂了一些不纯的东西，因此需要"持敬"，去掉这些渣滓。
在朱熹看来，"格心穷理"最终会变为"格心求心"。这样一来，内心就会变得躁动不安，也难以求得理之要点。因此，对自己的内心要"居敬养存"，对心外之物要理性地"格物穷理"，只有二者同时进行，才能将"心外之理"化为"心内之理"，才能实现这二者的一致。
"理"表现于"心"，如果能直接把握住自己的"本心"，那么"穷理"也会变得简单。"本心"是"性"纯净的表现，对"本心"进行直接体认，是穷理的根本。
在这一点上，陆九渊和朱熹的主张不同。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认为人都有本心，心都存天理，所以"心即理"。朱熹则认为人的心中有有一些不纯的东西，如果"心即理"，那么求得的理中也会掺有杂质，所以他主张"性即理"，排斥"心即理"。他主张欲穷理，必先格尽心外之物，同时还要对内心"居敬存养"。
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性"与"心"是一体，但朱熹追求的是严正的"性"，其学说也以"性"为根本，所以其学说被认为是"性宗之学"，而陆九渊追求的是生命的跃动，其学说以"心"为根本，所以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心宗之学"。
二人对"心"的不同看到导致学说不同，朱熹看到的是"心之不纯"，而陆九渊看到的则是"心之纯净"。这种不同导致朱熹在"格物穷理"时要求"居敬"，需要对内心进行反省，而陆九渊则相信"心即理"。
王阳明认同陆九渊，而且深化和发展了"心即理"，所以才撼动了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朱熹的学说，才成功地翻越了朱熹这座大山，打开了儒家思想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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