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苏联的原因和教训十分复杂，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公开性”为突破口，以否定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袖为切入点，以偏概全，混淆是非，全面否定苏共与苏联的历史，全面否定苏军的历史，结果把苏联、人民以及军队的思想搞乱了，为敌对势力趁乱瓦解苏军、苏共和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教训极其深刻。
一、无限制的“公开性”打开了虚无苏联历史浪潮的闸门由于“公开性”鼓励人们揭露历史“空白点”，勾起了一些民族的历史旧怨与遗留问题，引发了苏联民族分离主义的浪潮。1939年以来，人们一般认为波罗的海三国是自愿加入苏联的，而在极端民族势力和西方国家的挑唆下，这一历史事实变成三国是“被迫加入苏联的”，这成为分裂势力谋求国家独立的借口。此后，波罗的海三国民族分裂活动此起彼伏，直至完全脱离苏联独立。在“公开性”、极端民族思潮的煽动下，各民族彼此敬重、相互信任、团结互助的精神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相互猜忌、歧视，民族纠纷和冲突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在全苏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的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达2600多次，参加人数达1600多万，其中60％的骚乱与民族问题有关。
如果说苏联过去在公开性方面做得不好，存在一些不够公开的弊病，损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那么为克服这些弊病，提出扩大公开性的任务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国家搞过“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任何一个政党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公开程度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民众的意愿。列宁虽然倡导过“公开性”，但他从来不主张公开一切，搞毫无例外、毫无保留的“公开性”相反，列宁始终强调坚持党和国家事务管理的纪律性、保密性原则，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该保密的必须保密，不宜公开的暂不公开。对于当时仍处于资本主义包围、时刻面临西方威胁的苏联来说，搞毫无保留、没有限度的“公开性”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极度危险的。
安德烈耶娃事件是对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奉行“双重标准”的绝妙讽刺，也标志着苏联主要报刊立场开始倒向戈尔巴乔夫一边。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和谢列平就此事件深刻分析道：“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尼娜·安德烈耶娃。她不过是戈尔巴乔夫集团为实现意识形态叛乱而选中的一个借口而已。此后，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敌人’，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例如，当叶·库·利加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有时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异议时，各种流言蜚语、含沙射影的暗示以及报刊上的马路消息便纷纷落到他头上了。这一来谁都清楚，只要他敢于反对戈尔巴乔夫路线，便将遭到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双重打击。”史学界也不甘落后。1987年3月，在历史学家、院长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持下，苏联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学院开设了“人类的社会纪念”主题讲座，第一讲的题目是《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历史被遗忘的篇章和名字》，主讲人瓦西里·波里卡契尔波夫博士提出了许多所谓鲜为人知的“空白点”，引起苏联史学界的震动。随后几年，苏联历史中不论哪个阶段几乎都出现大量“空白点”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苏联历史的“空白点”约有150处，其中斯大林时期最多。而“大清洗”又是斯大林时期的中心话题和焦点问题。1988年，E.A.马雷舍娃统计了苏联32种报纸和97种杂志，发现1986—1988年共收集与斯大林有关的作品721篇，其中与苏联“大清洗”有关的407篇，直接相关的289篇。
三、苏共领导人的支持与怂恿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主因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泛滥，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毫无疑问，苏共严重脱离实际，丧失理想信念，思想理论僵化，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苏联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严重问题，都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与条件。境内外各种反苏势力正是利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以揭露历史的阴暗面和社会的消极现象为突破口，煽动群众对苏联和的不满，制造混乱，乱中夺权。在这一过程中，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苏共领导人带头鼓吹“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带头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支持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否定历史的浪潮中，戈尔巴乔夫可谓身先士卒。他不仅借“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等之名，将苏联历史上的问题扩大化，以偏概全，混淆是非，全面否定苏联的历史和实践，而且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根源。他声称“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结构的模式崩溃了”，“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苏联搞的是“扭曲的”“官僚专制的”“极权的”社会主义。因此，要彻底“告别过去”，“炸毁一切”，“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根本改造整个苏联社会大厦，“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以服务于人为社会方向的社会主义过渡”
戈尔巴乔夫还把批判矛头指向苏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改革之初，他声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向列宁求教”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党纲和党章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苏共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但不久他就批评马克思主义有“局限性”，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活力，批评列宁没有一个完整的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还宣称马克思、列宁创造的社会理论已经过时，需要重新解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
他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及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等重要场合，攻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主张“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让各种思想“自由竞赛”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他继续强调“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苏共不仅要“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而且要“领会其他革命和进步思想界泰斗的遗产”，这实际上是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苏联解体后他更坦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于现实社会里，这是一个错误”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
全盘否定苏共与苏联历史，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而且极大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俄罗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谢·卡拉-穆尔扎深刻地指出，“在改革的年代里，有许多非常漂亮但又模糊不清的形象进入了苏联人的意识中，如民主啦、公民社会啦、法治国家啦，等等。那些发誓忠诚于这些美好的偶像的政治家们，谁也没有阐述出概念的实质。”“无数善良的苏联人落入了政治骗子的手中，千千万万的人跟着摇曳不定的幻想火光，对向他们提出的各种决定个人命运和子孙后代命运的方案，也不知是应该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了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然后又在度量、评价系统乃至构成历史画面的事件的时间顺序上制造混乱。社会形成集体记忆的能力被破坏了……无论是整体的社会还是单独的个人，都丧失了分析过去，并利用其教训来确定自己在当今冲突中立场的能力。”苏共及其领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不到1％的人高度评价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不少苏共党员因丧失理想信念而退党。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公布最近一年间共有420万党员退党，苏共党员数量由1900万人减少到1500万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没有退出苏共的党员其理想信念普遍动摇，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缺乏信任，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这就能够解释一个现象：当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时，苏联境内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更不用说有力的反抗了。正如俄罗斯著名批评家邦达连科指出的：为什么在1991年8月没有一个员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市委和区委？因为他们所有的人摇摆不定，感到失望，不再相信，都过着双重生活。
四、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苏联虚无历史浪潮的推波助澜从苏维埃国家政权诞生的那一刻起，美国等西方统治集团就意识到，这是同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邪恶”政权。消灭苏共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就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矢志不渝的战略目标。在发现仅凭武力无法根本遏制日益强大的苏联时，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靠精神的力量瓦解苏共政权，就成为西方反苏势力的主要选择。而当戈尔巴乔夫屈从于西方的压力，抛出一条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主动迎合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时，西方认为加紧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颠覆的有利时机到了。
戈尔巴乔夫无视国际舞台上长期存在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鼓吹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鼓吹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两大体系“一体化”，主张社会主义“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实质上是完全抛弃了人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原则立场，看不清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的实质，使苏联在面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时自缚手脚、甘拜下风。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曾敏锐地指出：“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的理论基础也随之消失。”“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意图更为直接、露骨。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科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反苏政治活动，因此于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后来不负美国等西方国家厚望，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重返苏联政治舞台，积极推动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和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另一位获奖者则是戈尔巴乔夫。1990年西方授予戈尔巴乔夫和平奖，是为了奖励他在瓦解苏共及推动东欧“民主”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五、深刻总结并吸取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惨痛教训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这一重要论述见解深刻、一语中的，揭示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实质及其危害。
苏联剧变无疑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发生的复杂政治事件，但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是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综观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剧变全过程，反社会主义势力正是先从意识形态工作入手，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搞乱了苏联党和人民的思想，然后乘乱夺权，乘机解散苏共、解体苏联。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给苏联和苏联造成全方位的严重后果。首先，瓦解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以“意识形态多元化”等为武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根本上瓦解了苏共执政和苏联存续的思想理论基础，并通过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把苏共改造成社会，把苏联全面引向资本主义，从而彻底改变了苏共的性质、苏联国家的性质。
其次，使苏共丧失执政的合法性。苏联是一个有着93年光荣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是列宁领导创建的，在斯大林时期得到巩固和发展，历经十月革命、外国武装干涉、国内反革命叛乱、德国法西斯入侵等战火洗礼，在严酷环境中经受住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考验，在苏联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和强大凝聚力。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运用各种手段，通过造谣污蔑苏共领袖、英雄模范，通过揭露所谓社会消极现象，填补所谓“历史空白点”，全面否定苏共的历史成就，诋毁苏共的光辉形象，使苏共丧失执政的权威性、正当性，在人民群众中失去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战斗力，进而失去抵御内外敌人进攻的能力。
再次，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丧失存在的必要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苏联国情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苏共领导人民在实践探索中逐步确立、完善、发展起来的，在推动苏联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实力和提升国际威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坚持苏共执政地位和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制度等。然而，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多元论”“人道主义”“异化”等旗号，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是“经济垄断”、苏共的执政地位是“政治垄断”、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在苏联鼓吹私有化、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总统制、指导思想多元化，彻底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把国家全面引向资本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还是反苏势力解体苏联的思想武器。苏联是世界上民族数量最多、民族构成极为复杂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特殊的国家制度。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难免存在民族矛盾、民族问题，需要采取符合绝大多数民族愿望以及各民族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民族政策，同时结合实际积极纠正历史上错误的民族政策，缓解民族矛盾，打通民族隔阂，避免民族冲突。然而，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分裂势力合流，他们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利用“公开性”等片面的舆论环境，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使苏联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悲剧的发生。
回顾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过程，需要总结并吸取的教训有很多。一是必须科学评价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包括像斯大林这样的苏共领袖，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和失误，包括领袖个人的问题和错误，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在苏联泛滥起来，一个根本原因是苏共始终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斯大林以及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没有正确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因而不能通过形成正确的决议统一苏联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不能通过推行正确的改革赋予苏联的社会主义以新的生机活力，从而为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和土壤，为境内外敌对势力瓦解苏共和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人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引领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理想信念是人的政治灵魂、精神支柱。从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摧毁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主要领导人普遍丧失理想信念，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广大党员干部迷失前进方向，苏共失去凝聚力、战斗力。苏共亡党的教训再次表明，意识形态这块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就会去占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持之以恒锤炼党性修养，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让思想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三是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贵在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纵观苏共90多年、苏联近70年的历史，苏共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历了一个演化蜕变的过程。列宁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为布尔什维克党确立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方针和理论指导，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先河。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既有重大成就也出现了重大偏差，但总体上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在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远，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等理论严重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风气抬头，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盛行，苏共的思想理论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失去对民众的吸引力。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则走上了全面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道路，酿成的严重后果。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思想政治渊源可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它能够被确立起来并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与苏共长期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任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滋生蔓延泛滥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