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第一次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在中学的时候。
一本讲出轨故事的书，它凭什么能成为经典？读者也许是抱着猎奇或不服气的态度去读它，又或者是遵从老师的推荐，但读完这本书后，很少人不被这本书所折服。
《包法利夫人》首版于1857年。
这一年距法国大革命已过去68年，距离启蒙运动过去了一个世纪。这一年离普法战争爆发还有13年，离巴黎公社运动还有14年。
深处在浪漫主义的漩涡中，福楼拜有所警惕，作为一位小说家，他思考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书写一部超越浪漫主义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李健吾译被误读的“浪漫主义”小说福楼拜一句话点明了：“她是个乡下人的妻子，却向往贵妇人的生活方式，她根本不理解现实，如何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这部小说的故事其实一点也不浪漫，甚至可以说透露着现实的骨感。爱玛是一个外省富农家庭的女儿，在修道院的禁欲生活里度过了青年时期，她热爱阅读浪漫派小说，却无从拥抱一个更宽广的生活。
她的婚姻就和她前二十年的生活一样单调乏味，乡镇医生夏尔虽然仁慈、宽厚，却实在不是一个体贴风情的人，也根本不能点燃爱玛心灵深处的火花。在那个时代，很多女性的婚姻屈从于丈夫，爱玛·包法利的身后，是无数阉割了自己欲望的隐形女性，是一个巨大的贞节牌坊，笼罩在女性的头上。
《包法利夫人》的副标题叫《外省风俗》。小说第一部分，福楼拜向读者展示了爱玛成长的环境——那个狭隘、闭塞、被传统所笼罩的乡土社会。
沉闷的生活、保守的父辈、道貌岸然的教会人士和地方乡绅，这些所见所闻，使爱玛渴望逃离这一切，从这个泥泞般的保守世界中挣脱出去。
在爱玛真正偷情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另一个版本的堂·吉诃德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爱玛出身下层，热爱阅读浪漫小说。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欲望之火的裹挟，让她数次出轨，被上流人士抛弃，最终因为借了高利贷而债台高筑，走向死亡。整部小说都在讲述她跟三个男人的四次出轨及其后果。
爱玛不是一个纯粹的欲望的化身，而是一个出身在等级分明的社会、阅读浪漫主义小说、向往精神生活，却又被婚姻和礼法禁锢的女性。
福楼拜是用非常严谨的、不居高临下地批判的视角来写爱玛，他不是要告诉我们，爱玛这个女性有多么可恶，而是通过大量的、精确的细节描写，令那些哪怕是最规范的女性在阅读后都心中一颤，原来自己在某一些时刻，也产生过跟爱玛类似的念头。
爱玛在某种意义上像是翻版的堂·吉诃德，他们都对庸常的现实生活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在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远方、一个浪漫主义的念头。
如果说夏尔是一个懂得宽恕的、品行高贵但缺乏浪漫主义精神的普通人，那么包法利夫人就是一个被创造性所诱惑、点燃自己全部热情、最终被太阳烧死的浪漫主义者。
在浪漫主义风靡的时代，福楼拜构建夏尔与爱玛，也即包法利夫妇这对关系，这是他对浪漫主义的精确击打，也是他对人类恒久以来的命题：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矛盾的一个淋漓尽致的呈现。当人们批判爱玛的时候，谁又没有过爱玛式的欲念？
这就是福楼拜厉害的地方，他让这个人物犹如活在我们的现实世界，至少她是一个相当自洽的、具有命运感的人物形象。如果只是觉得福楼拜在写一出丈夫无能、妻子出轨的戏码，那无疑是低估了《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
福楼拜比一般小说家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写爱玛的欲望，但不把她写成一个不堪的荡妇，真正让爱玛立起来的几笔，不是她和罗多尔夫、莱昂等人偷情的香艳情节，而是福楼拜写出爱玛“拒绝”的那几笔。
爱玛先是在莱昂第一次对她发起攻势时，予以拒绝，随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笔，是爱玛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依然拒绝了公证人吉约曼对她的调戏。
在小说第三部第七章，爱玛在焦头烂额之际，遇到了一位油滑、急色的公证人。当公证人一把抱住爱玛，福楼拜接下来却让爱玛说了这样一段话，而正是这段话，让爱玛的人物底线一下子立住。
爱玛喊道:“先生，你这么乘人之危，真是太不要脸了！我可怜，可我不卖身！”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包法利夫人的座右铭。“我可怜，可我不卖身。”福楼拜在这里强调了爱玛的清高，正是这份清高，让爱玛这个形象更有层次，也更凸显出理想与现实差距施加给她的心灵压力。
爱玛渴望填充自己的欲望，但她有底线、有自己的善恶标准，她不是一个无原则宣泄欲望的荡妇。这是《包法利夫人》区别于一般偷情小说的关键原因。
爱玛是一位有灵魂有是非的女性，而不是一个欲望的工具人。
她是一个欲望强烈但又心高气傲的女人，她看似截然不同的举动都指向对浪漫精神生活的追求、对平庸的反抗。
看到了欲望，也看到了善《包法利夫人》被《巴黎杂志》删减发表后，第二年就被法国当局以诽谤宗教、有伤风化、违背道德原则等罪名，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有趣的是，《包法利夫人》恰恰是在对簿公堂后走上了畅销之路，福楼拜在一位雄辩律师的帮助下被宣布无罪，而《包法利夫人》自此传遍法国的大街小巷。
福楼拜的贡献在于，他不但创造了爱玛·包法利这一典型人物，也证明了“客观性叙事”同样可以笔力千钧、对真实的精确捕捉就可以直击人心。这看起来是非虚构写作的法则，但早在十九世纪的法国，福楼拜已经践行此道。
福楼拜耐心地藏着一个谜底，直到小说最后才揭晓，那就是夏尔到底知不知道爱玛偷情，知道的程度又有多深。直到小说最后一章，福楼拜才用不长的篇幅写道：“不知是出于对亡妻的尊重，还是珍惜延宕察看时日让他感到的一丝温情，夏尔始终没开过爱玛平时用的檀木书桌的暗屉。有一天，他终于坐在桌前，转动钥匙，顶开锁簧。莱昂的全部来信都在里面。这一次，是确凿无疑了！他一口气从第一封看到最后一封，他把房间的每个角落，每件家具，每个抽屉都搜了个遍，连墙壁暗处也没放过，他抽泣，吼叫，昏昏然，疯了似的。他找到一个匣子，一脚把它踹开。罗多尔夫的小照，从一沓杂乱的情书中间蹦将出来，脸冲着他。”夏尔知道真相后是什么心情？福楼拜寥寥几笔写道：“他不出门，不会客，连出诊也回绝了。”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很负责的医生。
即便受到了这样的打击，当夏尔见到罗多尔夫时，他说的却是：“我不怨你。”爱玛到死也没有发现，最高贵的灵魂，原来就在她最厌弃的生活之中。夏尔医生，这位犹如平庸、乏味代名词的男人，显露出了人世间难得的品质：专情、慈悲与宽恕。
这不是偶然，而是福楼拜的点睛之笔，是整部《包法利夫人》真正的华彩时刻。
夏尔在普通生活中展现的神性时刻，恰是欲望深渊中顽强不灭的那一点火光。如果说，通过爱玛·包法利，福楼拜写出了人类欲望的深渊。那么通过夏尔医生，福楼拜就写出了人与自身之恶搏斗所产生的善，而这份善不只存在于上苍，它同样存在于普通人的时时刻刻。
正因如此，《包法利夫人》不仅是一部欲望之书，它也是一部宽恕之书。在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一些人类永恒的特质。
这并不是一个歌颂爱玛而贬低夏尔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对爱玛极尽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的故事，在整部小说中，福楼拜既看到了爱玛，也看到了夏尔。他既洞察了贪恋浪漫主义的飞蛾扑向烈火而死的必然性，也体察了一位平凡之人流露的神性时刻，一位不善言辞的乡镇医生，却流露出比巧言令徒更高尚的宽恕与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