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生前对国民侧目而视，批评其腐败、专制，国民对梁自然也不肯放过，甚至暗中监控梁的往来书信，故意丑化其形象，贬低其贡献。其生前的叱咤风云与身后的落寞寂寥形成鲜明对比。
漫漫无期的编纂岁月里，长期缺乏资金支持，汤氏父子舍弃声名与眼前利益，全凭旨趣与毅力，心无旁骛地在青灯黄卷中苦苦坚守，终于完成卷帙浩繁的巨著。
对话汤仁泽新京报：一般而言，编纂近代重要历史人物的全集都是集体工程，由多人组成编委会，为何《梁启超全集》只有你们父子二人编纂？
新京报：1982年，中华书局将编纂全集的重任委以汤志钧先生，有提供哪些资金或材料方面的支持？在很长时间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你们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梁启超上穷碧落下黄泉踏遍世界觅手迹新京报：全集的编纂工作共分为几步？每一步的难点何在，又是如何攻破的？
汤仁泽：编纂工作的步骤可分为收集、点校、校勘、考证年代等。
此外，还要在综合考订的基础上纠错。比如，《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反对讲学习穷反对读书著书的理由”应为“反对讲学。习斋反对读书著书的理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每夜辄登卧鸱尾间”不能为“每夜辄登卧鸱、尾间”等等，皆是。
考证确切的写作年代尤为重要，难度也大。《饮冰室合集》目录中，篇名后注明“清光绪几年”《饮冰室全集》只有篇名无年月，偶尔一二篇有甲子纪年，如《三十自述》后注“壬寅”，不便阅读。即便《饮冰室合集》有写作年份，也要仔细考证是否正确。
1906年，梁启超和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合影。
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汤仁泽：在编纂全集的过程中，随着编校量逐步增多，我对梁启超的了解也逐步升级，意外的感受也越来越多。他的主张不断变化，那究竟是什么激情和力量促使他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呢？一次师生对话道出了真谛。
李任夫是梁启超的学生，于1926年就读北师大，梁的授课对他启发很大。有一回他和同学楚中元登门请教，楚中元提问：“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对此有何解释？”梁回答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梁启超生长的年代，是中国“从乐土跌入了地狱”的年代，吴其昌这样形容：“《南京条约》以后，绑上第一条枷锁，割了第一块骨肉。以后一条一条的绑上无量数的枷锁，一块一块的割了无量数的骨肉。受着这样‘凌迟’的惨刑，简直坠入地狱的底层，最惨痛苦楚的时期，正在这一百年的中间。……稍有血性的国民，都想蹈东海而自杀，陈天华就是著名的代表之一。梁启超，正是生长在这个最黑暗地狱底层的有血有泪有志气的一位满身创伤的青年。他也屡次想跳海而死，但他坚决地相信中国必然不亡，并且断然复兴。”吴其昌说自己如果处在这样的时代，“恐怕要终日恸哭呕血而死了”但其师梁启超却坚信“中国必然不亡”，而且尽自己所能去救国，去拼搏，爱国和救国成为他一生的情怀和使命。正是对祖国的挚爱和救国的使命感，正是大爱和责任的完美结合，令他精力旺盛、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新京报：梁启超一生交友无数，是各种关系网络的中心，其人格操守常为时人激赏，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传世佳话，他是如何修身律己和教书育人的？
他重视求知和修养，说“人一日不二食则饥饿，岂惟口腹有饥饿，智识亦有饥饿，道德亦有饥饿。一日废学问，则智识之饥饿立见矣；一日废修养，而道德之饥饿立见矣。”他教育子女也是如此：“爹爹虽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力磨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