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重庆市井传闻来了个“参谋团”，见官高一级，包打不平，替老百姓伸冤雪怨。当时四川久苦于军阀的苛政，听了这些消息，既新鲜又兴奋。不久，传闻越来越奇，把“参谋团”的人说得好像是《施公案》里的施不全，有时装成八字先生，有时装成走方郎中，有时装成卖炒米糖开水的、拉黄包车的、烧水烟的、抬滑竿的……走街串巷，明察暗访，把那些作奸犯科、行凶为恶之徒，调查得一清二楚，并且还动真格，着实撤去了些贪官污吏，惩办了些土豪劣绅。整个山城为之轰动。
在此叙述轰动山城其中的一件趣事：那时，上面通令要升降国旗，叫各机关、法团、学校在院坝里立根旗杆。不想时逢天干，旱区很广，于是谣言四起，说这是由于立了旗杆的缘故——“旗杆”者“齐干”也。某天赶场，一群人站在区署门口，吆喝着要砍掉旗杆。人越聚越多，喊声越来越大。区长姓傅，害怕出事，只好叫区丁把旗杆放倒，人众才各自散去。没想，下午突然有人叫喊：“参谋团来人了！”果然，不一会儿，来了几个别动队员，责备傅区长玩忽功令，擅行放倒旗杆。不由分说，把他拖出门口，按在阶沿坎上，拿根扁担就打了二十下屁股。在乡间平头老百姓的眼里，区长已是很大的官了，却被当街打了屁股，不禁骇然；而区长呢，自觉颜面扫尽，无地自容，只好连夜带着家小，弃官而走。
据说，“参谋团”也好，“别动队”也好，都是一个名叫贺国光的人当家，这个人连省主席刘湘也无奈他何，遇事总要让他三分。
说起来，贺国光字元靖，本湖北蒲圻县赵李桥人，光绪十一年(1885)生。其父在族人贺伦夔处作过承发小吏，盛年早逝，其母亲勤抚子，管教很严。贺十几岁上，几番去武昌府考秀才不中。第三次再去仍名落孙山，贺大窘，自觉无以慰慈母，无面见江东，便乘船到上海考读“方言学堂”(外语学校)。但很快发觉自己与A、B、C、D无缘，勉强学去，如耕石田，不会有什么收获。于是千里迢迢来到成都，投奔族尊贺伦夔。贺在四川历任夔府知府、川东道、成都首道、盐茶道、兵备道、常备军统领等要职。其人八面玲珑，擅长交际应酬，讲究吃喝，家有名厨，在蓉及过往官员凡能请到的，莫不以酒肉淋之，以故人缘很好。
这时湖北有个梁耀汉，因闹革命受通缉，化名梁栋逃到成都，暗中结纳川内同志及会党首领组织“四川军人同盟会”，被推为该会总参谋长。贺国光与之结识，颇受感染。不久，武昌起义，梁栋于某夜约同贺国光提起洋油潜入督署马房放火，烧个正着。署理总督赵尔丰闻警，一面下令救火，一面命令全城戒严。粱、贺装成救火者，方得以脱离现场。时逢汉阳被清军攻占，黎元洪通电求援，贺国光遂离川回鄂，任职鄂军第四旅。
1913年，贺国光由黎元洪保送入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毕业后回湖北任蒲通镇守使寇英杰部团附。某次，该部有两个连长拖走士兵上山为匪。贺只身前往，凭三寸不烂之舌，你哥子我兄弟一番游说,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把事情搁平捡顺，两个连长心甘情愿地带队回营。寇英杰知其能，擢升其为团长，不久又调任旅长。1912年，寇英杰部调驻河南，为豫军所拒，不能过武胜关。寇英杰一筹莫展，贺国光用邓艾度阴平的故伎，披荆斩棘，率旅由间道包抄武胜关的后路，寇乃得人。寇逢人便谈：“还是元靖有办法!还是元靖有办法!”于是对贺国光更加信赖，言听计从。贺亦悉力为之筹划，逐渐据有河南。寇任督理，贺亦提升为陆军第15军军长，兼省会开封警备司令。
到了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贺国光审度形势，认为北洋军阀气衰力竭，油尽灯枯，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境地，乃在河南通电起义，拥护国民。旋奉调回武汉，任暂编第四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区副司令、代司令及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宁汉合流后，贺逐渐向蒋介石靠拢，先后任过军事委员会陆军处处长、高参，办公厅主任,训练总监部步兵监、军法处副处长等职。蒋桂战争中，贺任西征军参谋长，运筹帷幄，足智多谋，使用分化、离间、拉拢，收买等手段，基本上没有打好多硬仗，就拿下了桂系所盘踞的两湖地盘。
蒋介石对其大为赏识，及“武汉行营”成立，任贺为行营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及湖北省委员。不久，蒋介石围剿江西红军，特别设立了个“南昌行营”，又把贺国光调去当行营第一厅厅长、参谋长。“赣、粤、闽、湘四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蒋又调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还代行过总司令职权。时蒋介石在江西围攻红军连遭失败。经德国顾问和贺国光及其部下碉堡科少将参谋柳维垣(《毛泽东选集》曾提及此人)等人几番计议，采取土洋结合的碉堡战术，“大筑其乌龟壳”(《毛选》语)，步步为营，层层缩小包围圈。中央红军最终被迫作战略转移，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时，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北有红四方面军的进攻，南有北上长征红军的压境，腹背受敌，难以招架，迫不得已，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觊觎四川已久，苦于无法下手，这下冷猪头送进庙门，好不开心。但四川是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古人有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印证历史，疑若信然。单从民元以后的十余年间来说，无论袁世凯的北洋军、唐继尧的滇军、刘显世的黔军，还是什么陕军、鄂军，凡是开进四川的，莫不损兵折将而去。
何况现在的四川，大小军头不下十数，有所谓“五霸七雄”、“四路诸侯”之称。各有防区，自成系统，割据之势已成。蒋介石和“智囊团”几经研究，决定对这个特殊的地方，先派一个特殊的机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去。主任一职，挑来选去，只有贺国光最恰当。一则他和四川省主席兼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及其“速成系”的人物有同门之谊，再则贺国光鬼点子多，手腕灵活，是对付杂牌军队、五马六道人物的高手。
“春风得意马蹄疾”1935年初，贺国光率领大批“参谋团”人员，外搭别动队、宪兵团等四川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玩意，浩浩荡荡进驻重庆。贺时年50，从此在四川出将入相，风云雷雨，辉煌了十几年。
当然，刘湘也想利用贺国光来搞好和蒋介石的关系，以便达到排除异己、独占四川的目的。两相依赖，贺国光抬高了刘湘，刘湘也给了贺国光很多方便。“参谋团”很快在重庆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
是年3月2日，蒋介石飞到重庆。这是他显达后第一次进川，刘湘特在李子坝私邸设宴接风。由于身份特殊，受邀者不多。席间，刘湘向蒋敬酒，蒋怕遭暗算，固辞不饮，场面显得有点尴尬。贺国光见状，端起酒杯站起身来，满面春风地说道：“委座素不饮酒，现在正在实行新生活，更不用说了。由我来代饮。敬谢!”仰着脖子，一饮而尽。随后又代表“委员长”回敬，并与同桌的人一一干杯。每上一菜，蒋也是绝不先动筷子，刘湘让之再三，还是贺国光先动手。贺为双方作了台阶，打了圆场，皆大欢喜。这事经小道传出后，纷言贺国光是蒋委员长的“替身”，身价陡涨。
贺国光紧抓机遇，想给点颜色给四川的军头们看一看，便先拿势孤力单的川军第23师师长罗泽洲开刀。罗泽洲在川北被红四方面军连连打败，丢掉了苍溪。贺以“委员长手谕”的电令严加申斥，说罗“平时不遵令构筑碉堡，临阵则一再退却，影响全局”，将其撤职。
接着，贺又打整田颂尧。田颂尧时拥兵四五十个团，割据川西北27县长达15年之久，系29军军长兼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第12路军总指挥、四川“剿匪”第2路军总指挥，算得上四川军阀中一个庞然大物了。他所扼守的嘉陵江防线，在3月29日凌晨被红军突破，全川震动。
贺国光口含天宪，手握太阿，恩威并用，有罚有赏，起到了杀鸡吓猴、怀柔示惠的作用，顿时威信大张，取得四川各路“诸侯”的敬畏。看火候已到，贺国光这才现出真钢，提出“废除防区制”、“堵截红军北上”诸事宜，与四川各军头磋商。水到渠成，各方很快达成共识，为蒋中央势力大举进川打开了大门，铺平了道路。
贺国光不仅会办公事，办私事也不含糊。重庆有个大盐商，是商界头面人物之一。那时勾结官绅，联络哥老，集资30万元，开了家“鑫记土行”，专卖，月盈动辄数十百万，人称“大王”参谋团进驻重庆后，高谈禁烟，大盐商怕遭理抹，忐忑不安，想与参谋团通关节，又找不出适当的路子，正在犯难。某天，市商会公宴，贺与其都参加了。
蒋中央势力既已大举进川，“参谋团”的任务已经完成，遂于1935年10月裁撤，另行成立“重庆行营”贺改任重庆行营参谋长兼第一厅厅长，仍然大权在握。此时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整编川康地方军队的问题上，为此成立了个“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贺国光任委员兼秘书长。整编就是裁减，这涉及到川康各军阀的命根子，打破脑壳也不肯相让。
随着国民迁都重庆，“重庆行营”随即撤销。蒋于1939年1月另设“成都行辕”，以贺国光为主任，意在控制川局，防范川康留守部队。10月，四川省主席王缵绪被留守川军彭焕章等七师长轰下台，形势严峻。蒋介石亲自出马，自兼四川省主席，委贺国光以成都行辕主任本职兼任省秘书长，代行主席职务，才把堂子压住。
这下贺国光在成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集四川大权于一身。要是换了别人，岂不志得意满，气焰熏天。他却不然，“治大国若烹小鲜”，遇事不动声色，善于以柔克刚，以大事小，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总以不生事、不多事、不出事，搁平捡顺为原则。
1940年初，各省奉令设立“特委会”来对付“异党”按规定其主任一职应由当地最高军政长官担任。贺国光知道这是个棘手活，便去找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出任。
邓说：“委员长兼任省主席，最好还是由委座来担任。”贺答：“委座远在重庆，管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还会来当这个主任?”邓又说：“元靖兄，你是代理省主席。这个主任，还是由你来代理好了。”贺推道：“嗨，晋公(邓字晋康)，四川省只管四川，川康绥靖公署管川、康两省。绥靖主任才是当地真正的最高军政长官，还是由你来充任最为适宜。”邓话中带刺：“川康绥靖公署要受成都行辕的节制指挥。我这个主任怎能说得上是当地最高军政长官?要行辕主任才是。”贺辩称：“行辕是委员长的行辕。行辕主任不过是管理其日常事务的幕僚，怎能算得上是当地最高军政长官?我何人斯，怎敢节制指挥我们堂堂晋公?言重了!”两人推来推去，水去土来，邓锡侯始终没有滑得过贺国光，还是把“特委会”主任这顶“愁帽”戴起。
贺国光如此这般代理四川省主席凡一年零两个月，直到1941年1月张群接替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为止。蒋见其“摊子”守得好，甚觉满意，调其出任宪兵司令。1944年3月，再度调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主要抓策反伪军和筹建海军的工作。
第二天晚上，属于刘方的伍培英、曹良璧、王子先以及西昌县长陈耀枢；属于贺方的“警总”副司令王梦雄、参谋长程冠珊、稽查处长谈云章等先先后后进了贺国光的官邸“望远室”会开始，正在谈当前的形势，忽听外面枪声大作。伍培英举眼一看，贺国光手下的警卫团团长邱莼川和第一师的团长朱光祖都没有到会，心知有异，立即起身来边走边说：“外面在干啥，我出去看下就回来。”贺国光对与会者说：“那，我们就休息一会，等伍师长回来再开。”伍走出“望远室”大门，由他带来的警卫簇拥着走了。
枪一直打到下半夜,有人来把贺国光请到另一室去。一会儿贺出来对大家说：“我刚才得到确报，有人造谣说我要解决136师，这真是活天冤枉。136师的人没有得到伍师长的命令，就把队伍拖起跑了，以致发生冲突。伍师长知道是误会，已亲自去撵他的队伍去了。现在这会只有改期，等伍师长回来再开了。”“蓬莱此去无多路”贺到台湾后被蒋介石赏了一个“国策顾问”的闲差，过了20年冷淡生涯，于1969年4月21日在台北寿终正寝，终年85岁。生前，贺著有《八十自述》一书。
贺国光事母至孝，肯听母亲的话。有求于贺国光的，有的也居然走贺老太的路子。贺老太爱打麻将。有求者只要叫自己的老婆去陪她打几圈，多少让老人家赢几个，使其欢喜。然后闲话家常，慢慢谈到苦处，说得凄凄惨惨，把老人家也听得泪眼婆娑的，这时再吞吞吐吐谈出自己的要求。贺老太听了，有时嗟叹，有时安慰，有时会颤巍巍地起来进内室取出一个用红绸包着的象牙私章，在一张两指宽的小纸条上一盖，递与来人说：“你拿这个去找我们元靖想个办法。”贺国光见了，从不怠慢，总要让来人尝点甜头。1948年，贺母老死南京，贺国光披麻带孝，扶柩归里，沿途路祭之处，贺均叩拜还礼。落墓时，贺国光嚎啕大哭，匍匐在地不能起，经两人搀扶方得下山。
贺深度近视，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位止中将，但很会编框打条。每当画圈圈，动脑筋时，绕室徘徊，总爱以手交相摩抚袖筒。袖筒虽被摩得油光水滑，呢褪底现，犹穿着如故。
贺重乡情。1925年蒲圻大旱，贺从外地运回粮食赈济灾民。抗战时湖北青年流亡在川者如升学、生活有困难亦多予帮助。这些虽是小事，但亦可以从侧面折射出其做人的风貌，故仍述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