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特赦1959》里，这些发动并参与内战的高级战犯们，从进入功德林管理所被要求写简历、自传时，总认为自己没错。经过多年教育改造，到后来终于认识到他们自己也是反动集团的重要骨干分子，的罪恶，不仅是高层决策者的罪恶，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罪恶。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很复杂、很漫长的学习改造过程。
开始被送进管理所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参与国内内战、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不是他们自己的罪恶。在他们看来，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造成多少无辜平民伤亡都是正常的。
黄维说：“我是国军十二兵团司令长官，是我下令用火攻掩护国军部队突围的。这在军事上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杜建时说：“我没罪，当兵吃粮，服从命令，各为其主，如此而已。”陈长捷说：“我有什么罪？我是军人，守土有责。难道一枪不放就投降吗？”至于其他人，也同样以各种言行诠释了他们并没有任何罪责。刘安国，早期是的重要干部，后来投靠阵营，即使是这样，他都始终执拗地认为：“我不是叛徒，我不是。”或许他觉得自己没有出卖原先阵营里任何人，就不是叛徒。但是他忘了一件事，他背叛了自己早先的信仰和誓言。这就是叛变。
最早提出要交待出最隐秘罪行的，恰恰就是那个电视剧最早出现从井陉战犯管理所逃跑，心高气傲、谁都看不上的特殊战犯叶立三。叶立三的确是功德林管理所里一个非常另类的战犯。他早年在德国留学，学的是电气制造专业，一心想要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后来因国内连年战争不断，又改学了军事。回国以后，他跟随王耀武多年，视王耀武为兄长，王耀武把他当兄弟。按照他自己所说，淮海战役中，王耀武把最好的一个整编师交给了他，结果兵败被俘，成了战犯。因此在管理所见到王耀武时，叶立三仍然耿耿于怀，不顾政治环境，不停地给王耀武敬礼道歉。
所长王英光的弟弟王英明是北京灯泡厂厂长，因为厂里没有技术人员，一直为灯泡质量上不去而发愁。王英光就想到了叶立三。最终促成了叶立三为北京灯泡厂做技术支援这件事。北京灯泡厂有了一个不挂名的工程师，叶立三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用武之地，另外，作为管理所所长，王英光找到了能够让叶立三迅速转变原有反动立场的途径。这件事可谓是三全其美，皆大欢喜。
在剧中有几句台词很有意思，叶立三问王英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王英明指着王英光说：“不瞒你说，他是我大哥。为了能请到你，我可是费了不少周折，费了不少嘴皮子。”叶立三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王英光，知道王英光是好意，又问：“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吗？”王英明说：“现在只要是对新中国建设有帮助，就是一个有用的人。”叶立三没有任何犹豫，欣然接受了北京灯泡厂的邀请。
自从做了北京灯泡厂不挂名的工程师以后，在灯泡厂干部职工的影响下，叶立三的改造步伐突飞猛进。按照他和刘安国的说法就是：“你不知道，我看了一下，那帮人跟咱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非常特别，给公家干活比干自己家的活都积极，那真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怎么说呢，反正他们很特别。”自从到北京灯泡厂做技术援助以后，叶立三此后再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学习改造的话，这就是一个积极的进步。
叶立三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罪恶以后，主动找到管理所所长王英光，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自从我们被解放军俘虏以后，就得到了解放军俘虏政策的宽大对待，到了功德林以后，虽然我们的身份明确为战争罪犯，但是人民依然给予了我们最宽大的人道主义待遇。从来没有压迫我们交待过任何罪行。我们写过自传，写过简历，填写过各种表格，但是怎么写怎么填，都由我们自己决定。不但没有任何的逼供，也没有任何的追究。”王英光插话说：“实际上刚开始让你们写自传的时候，我们还是施加了一些压力。”叶立三点点头：“我知道，也理解你们，你们是想了解和掌握更多的情况。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曾经的经历，特别是我们在历次、剿共战争中的经历，或者说是罪行，还从来没有向人民说清楚。”王英光说：“我党一贯的政策，就是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叶立三诚恳地说：“重新做人，改恶从善。必须要改恶才能从善。那什么是恶，恶在哪儿？学习和劳动进入到现在这个阶段，很多人都在考虑未来的前途问题，道路问题。能够成为新中国的一员，这是大家现在普遍的梦想。但是，噩梦和苦闷依然在纠缠着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迈入人民的行列，这中间隔着一道坎。这个坎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犯下的反人民的罪行。不能带着历史的罪恶迈入新社会的土地。所以我们打算在成为人民一员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交代清楚。哪怕是受到了惩罚，我们也要迈出这一步。”王英光鼓励他：“我党一贯的政策，无论你们交待什么问题，都不会惩罚你们。”随后，在管理所的安排下，战犯们纷纷准备交代自己在历史上做过的最隐秘的那些罪行。
康泽看着大家，首先提出异议：“你们确定，一定要这样吗？”邱行湘点头道：“我们已经想好了。这是一道必须要迈过去的坎。”陈长捷附和邱行湘：“趁着在功德林，必须一身上下打扫干净，然后我们干干净净走进新社会。”沈醉也非常同意：“对。这个问题呀，必须现在就解决，咱们很多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就会成为我们人生中的，随时都会引爆。与其那个时候我们被炸得狼狈万分，应接不暇，甚至粉身碎骨，不如我们现在就把它引爆，一了百了。”陈瑞章显然也同意：“是啊，毕竟功德林这里，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以及业务水平，不是到处都能遇到的。”杜聿明一锤定音：“这的确是个不错的考量。”康泽再次提出他的顾虑：“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很多事情我们说出来了，我们在功德林这么多年的学习改造，不是前功尽弃了吗？要我说呀，已经说过的，那就说了；没有说过的或者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就没必要再说了。如果全部说出来，我们不就又重新成为的敌人了吗？”刘安国也附和了康泽的话：“老康说的也有道理。”后来，战犯们终于统一了意见，那就是老老实实交代他们历史上的罪恶。
宋希濂交代了他杀害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烈士的经过，王耀武交代了他带领部队在谭家桥红军抗日先遣队导致寻淮洲、方志敏等人牺牲的罪行。在宋希濂、王耀武的鼓动下，王陵基交代了在担任四川省主席时所犯的罪恶，康泽交代了担任复兴社、青年军、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时的罪行，叶立三交代了曾经带领队伍追杀新四军的罪行，------就连最认为自己没罪的刘安国，都交代了自己在王英光、彭雪策反陈瑞章时告密而导致彭雪中弹牺牲的罪恶。
当这些罪恶传到功德林干部战士那里时，立刻炸了锅。副所长胡大树反响最大，他立刻命令勤务分队严阵以待，准备在战犯队伍里抓人。
这时候，所长王英光在管理所的中流砥柱作用派上了用场。他质问胡大树：“抓起来呢？”胡大树理直气壮地说：“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每人赏他们两颗。”王英光问：“然后呢？”胡大树道：“这人都死了，还有什么然后？”王英光耐心地解释道：“当然有然后，然后，战犯们就会认为让他们交待历史罪恶，是上了我们的当。”就连平时那么冷静的政委贺春年都忍不住反驳王英光：“也不能这么说吧？谁也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事。他们的罪恶也太大了。”王英光说：“他们不就是因为有罪才来到管理所接受学习改造的吗？他们交待的这些事有些是我们了解的，有些事我们是不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把他们抓起来，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就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了。这是极不妥当的。现在怎么做，我们只能够请示上级。”战犯们交待了这些最隐蔽的罪行以后，功德林管理所干部战士当时群情激奋，都没有给他们好脸色，使战犯们心情非常紧张忐忑。
管理所把这些情况汇报到公安部，公安部领导又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指示：既往不咎，不审不判，一个不杀，是党中央毛主席对这些战犯的既定方针，战犯政策不能改变。而且，这些战犯能够主动交代他们过去所犯的罪恶，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不但不应该追究，还应该鼓励。
几天以后，功德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战犯们见管理所并没有因此惩罚他们，对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放下心来。他们哪里知道，由于他们认真学习，积极改造，一个惊喜的消息正等着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