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他始终没有停止创作，那些作品是他与后人对话的方式，“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1950年教师节，岭南大学学生看望陈寅恪夫妇，条幅上所写：万世师表东南区一号珠江穿广州城而过，中山大学幽静的校园就坐落在它的南岸。从紧邻江边的北校门进入，几何形状的草坪规整有序，红墙绿瓦的建筑中西合璧，这片被称作“康乐园”的校区是近代建筑和园林的代表，初建时是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的校园。
东南区一号，陈寅恪曾在此生活近二十年。这里是中山大学“康乐园”校区内最好的一栋住宅胡守为指着小楼二层半开放的回廊说，以前上课就在那里。这座小楼的一层曾在不同时期供其他教授居住，二层始终供陈寅恪一家使用，房间仅三四间，但每一间开间都很大。因为行动不便，陈寅恪的研究、上课都在家中进行。站在二楼通透的回廊上，一块小黑板和十余个座位就放置在这里，旁边高大的棕树触手可及，阳光照在眼前开阔的草坪上，景致十分安宁。陈寅恪的课虽名气大，但从未过分拥挤，学生一般从几人到十余人不等，偶尔有其他教师来旁听。他从不点名、记考勤。有一次上课只有胡守为一人前来。“我到一层，看到陈先生了，他却让我等一下。他特意上楼换好长衫，然后对我这位本科生说：胡先生，咱们上课吧。”胡守为对近70年前这一幕仍记忆犹新，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始终优先保证给学生上课的时间。
小楼旁边是一条著名的小路，学校为方便视力微弱的陈寅恪散步，在这条路上铺设特别的白色水泥，胡守为说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陈寅恪在夫人唐筼的陪伴下在这里散步。
陈寅恪生前卧室陈寅恪住宅的二层回廊，学生就在这里上他的课汪篯将答复带回后引发的反应以及后续沟通过程，因档案未完全开放不得而知。不过陈寅恪与北京方面保持了体面的来往。据时任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日记，1954年1月30日科学院院务常委会上，仅任命中古史所两位副所长，所长职位仍虚位以待，而此前两天科学院在政务院的汇报上，周恩来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郭沫若再度发信后，陈寅恪客气回信称自己将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如果以后有需要或自己的研究取得新进展，会函告并求指正。此后，北京方面再未邀请过陈寅恪北上。
陈寅恪故居前的塑像上总摆着师生们献上的鲜花安居岭南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一家乘坐由上海出发的招商局“秋瑾号”客轮，抵达广州渔珠码头。直到1969年逝世，陈寅恪再未离开过广州，这也成为他79年人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在码头迎接他的，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秘书卢华焕，陈寅恪正是赴陈校长之邀来到广州。陈序经曾和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共事，这位数度拒绝官职的教育家的口头禅是“我是为教授服务的”1949年初的广州和岭南大学都有着“北京－海外”之间中介地带的意味，这或许是陈寅恪做出选择的主要原因，陈序经体现的尊重和对他后顾之忧的解决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清华大学资深教授刘桂生今年90岁，和胡守为曾是同学。1949年刘桂生从广州的珠海大学转学至岭南大学。“我父亲一开始说上珠海大学不算你考上大学，到了岭南，他说，‘好，现在算你考取大学了’。”刘桂生回忆，岭南在当时属于“二等大学”，第一梯队毫无疑问是北大、清华，也许加上师大，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属于第二梯队，至于复旦，“那时被CC派控制，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不可能去的”，对香港大学，则是“很瞧不起”
新学期开学典礼上，教务长宣布学校聘请到了陈寅恪，刘桂生说自己和同学们都很惊讶。“转进岭大，就觉得是搭上了飞机，没想到，这架飞机冲进云霄了！”他说陈寅恪在当时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大学者，自己因受到闻一多、李公朴被刺事件影响而转向进步思想，追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和比较亲近的学者颇瞧不起，钱穆的《国史大纲》也因为是“部定教材”，同学们出于逆反心理“坚决不看”，而陈寅恪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则是一位与政治无涉、学术地位很高的值得尊敬的前辈。
90岁的刘桂生，清华大学资深历史教授。1949年时他是陈寅恪在广州的最初一批学生陈寅恪作为著名学者，自然被各方争取，一直到1949年9月，“战时内阁”的教育部长杭立武、财政部长徐堪还曾专程到岭南大学，希望陈寅恪离开大陆，只要到达香港，10万港元和新洋房即刻兑现，仍被拒绝。50年代陈寅恪和语言学家王力提及“去留”问题，曾这样解释：“何必去父母之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因是教会大学被撤销建制，中山大学合并了岭南大学的部分院系并搬入康乐园校区，陈寅恪也就此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未曾预料的变化也并未带来过大的生活波动。中大延续了对陈寅恪的特殊照顾，除在各事上给予最好待遇外，继续允许他除上课外不参加包括政治学习在内的其他学校活动。人事上也相对顺利，陈寅恪的直接行政领导、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恰是他在清华时期的学生，对老师十分尊敬，原岭大校长陈序经随后也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
90岁的胡守为，前中山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与陈寅恪有十余年的师生往来陈寅恪将自己的著作赠予胡守为。因他眼盲无法书写，字迹为夫人唐筼代笔更难得的是，1952年陈寅恪物色到一位非常合适的助手——黄萱。当年已经42岁的黄萱是岭南医学院院长周寿恺的夫人，出身华侨富商家庭，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丈夫常去给陈寅恪看病，两家是要好的邻居、朋友，她自己也曾因好奇去听过陈寅恪的课。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后，黄萱正式成为他的助手，每日来到陈家，替他查资料、根据口述进行笔录写作。二人的合作很融洽，陈寅恪让女儿们称呼她为“周伯母”，以示与自己同一辈分，而在后来学校要求提交的对黄萱的工作鉴定意见中，陈寅恪更如此写道：“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相比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流离之苦，陈寅恪于50年代初期在内外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开始了晚年的学术探索。
陈寅恪在黄萱的协助下进行研究，其时正在写作《柳如是别传》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在学校专为他铺设的白色水泥路上散步瞑写“心史”胡守为向我回忆，1957、1958年这一轮批判确实构成了陈寅恪心态和生活上的转折，不过最直接刺激到他的是部分学生的过激行为，他们贴出“大字报”说他“误人子弟”“这四个字彻底伤透了陈老师的心，从此他再不开课了。”自1925年回国在清华教书，陈寅恪作为老师的生涯就此结束。
陈寅恪晚年把自己沉浸在了最后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的撰写中，这也是围绕历史上一位奇女子展开的书。钱牧斋与柳如是分别是明末重臣和青楼女子，二人结下姻缘，改朝换代后，柳如是劝钱牧斋一同自尽殉国，钱退怯，钱牧斋降清后循例北上后又称病而归，二人最终一起从事反清复明活动。钱、柳二人在历史上始终受到，陈寅恪则穿越层层史料的迷雾，通过对他们诗歌的考查，复原了二人活动的原委，尤其是柳如是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第一章《缘起》中，陈寅恪明确提出写作的目的是：“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变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他曾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痛哭的知己王国维是效忠于清朝的大学者，柳如是则是反明复清的弱女子，陈寅恪所要强调的是始终潜藏于民族历史中的精神力量，而无关于具体的某朝某代或某种身份。
86岁的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蔡鸿生，是50年代陈寅恪的学生。他说老师本质上是一位纯粹的学人陈寅恪执着地把最后10年的学术时光投入到《柳如是别传》之中，是否值得？后世学界一度有不小的争议。历史学家余英时的看法是，《柳如是别传》代表“他的史学境界在最后阶段发生了一次跳跃”这个被陈寅恪本人称作“心史”的研究阶段，所要做的已不再是简单复原史实或回答一些学术问题，而是真正尝试进入两个三百年前的人的精神世界——因为偏见的缘故后世史料多有错谬，唯一的“大门”就是他们本人的诗作，这也必然是一次史学方法的创新。余英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认为陈寅恪在进入晚年的明清研究之前较多倚重考据，但考据只能搭起一座楼宇的架子，却不一定能装修布置得样样俱全。“而《别传》则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楼宇，而且其中住满了人。”这是陈寅恪“历史的想象力”充分展开的结果，“这种想象力当然不是胡思乱想，它是基于史家对于人性和人世的内在面所具有的深刻了解，因此它必须深入异代人物的内心活动之中而与之发生共鸣。”现实中孤独的陈寅恪在其他的时空中找到了自己的知己。他在书中留下了这样的字句：“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964年《柳如是别传》完稿，但他未能在生前看到著作的出版。
最后的日子陆键东向我回忆，他90年代初游走于各大档案馆，初次见到有关陈寅恪的一页页档案时，上面的内容经常让他“双手都在颤抖”当时《档案法》刚刚制定、又有开放的风气，中山大学校内和广州市、广东省的几座档案馆都非常配合，但利用档案的人并不多，曾经在一周之内，整个档案馆从早到晚只有他一个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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