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腾冲的国殇墓园,一望无际都是战士们的墓碑。我想这些都是很年轻的人啊!我一个人在那大哭了一场。回来以后,就觉得有了底气。”宗璞孤独的长跑在90岁生日到来前,宗璞终于为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划上了最后的句号。此时,距离她开笔写这部小说,已过去了整整32年。
“人必须说了许多话,然后归于缄默。”在小说最后一卷《北归记》的后记中,宗璞借用父亲冯友兰的一句话,对她所经历与书写的年代、还有伴随她多年的书中人物,作了告别:“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2012年,宗璞离开居住了60年的北大燕南园57号,也即宗璞笔下的“风庐”,冯友兰著述中的“三松堂”,搬到了偏远的昌平郊区。陈列简单雅致的客厅被一排书架一分为二,沙发背后的墙上是父亲在1976年为她所书的那幅诗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在保姆的搀扶下,宗璞走了出来。甫一落座,她便说:“我这只眼睛视力是0.02,另外一只全盲。我已经很知足,还看得见蓝天、绿树。”“《野葫芦引》这部长篇的想法,在50年代就开始酝酿了。那时候刚刚胜利不久,我觉得应该把我们整个抗战写下来。因为抗战实在是太全民总动员了。全民总动员,自发地一腔真心热血地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但是一直也没有写,一方面总觉得写不好,一方面外面总是忙,事情多,或者环境不对。”宗璞说。
从酝酿到动笔,有30年;从动笔到完成,再30年。宗璞缘何对那段历史和这部小说如此地执着?
“1948年前后,整个社会都很动荡,都在变化。一些人要走,一些人要留下来。”《红豆》讲述的是一对大学生恋人在那个大时代所做的不同抉择。隔着60多年的光阴,再次谈及这部小说,让宗璞记忆深刻的是王蒙的一句话:“我读《红豆》,读到的是沧桑。”野葫芦里的世界在第一卷《南渡记》的后记中,宗璞解释,整部小说的名字,当初拟定为《双城鸿雪记》,后因不少朋友不喜欢,又将之改为最初构思时想到的《野葫芦引》。
小说的得名,反映出宗璞对历史的看法。在多个场合,她曾对此有过说明:“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其实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历史都是‘野葫芦’,没办法弄得太清楚。那为什么是‘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百态。”据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的记录,当时联大师生迁滇路线,主要分为三路:第一路由长沙经粤汉线南下广州,至香港,然后乘船到越南海防,再换乘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二路由湘贵公路经过云岭、柳州进入昆明;第三路则是沿湘黔滇公路徒步进入昆明,那就是包括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在内的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团”,由200多位师生组成,徒步1600多公里。抗战期间,冯友兰从长沙经陆路,家人从北平经水路到云南蒙自会合。
尽管宗璞不同意以对号入座的方法进入阅读,可实际的情形是,人们在阅读整部《野葫芦引》时,很难不去对照那个时代与那些人。《南渡记》中,面对抗战,孟樾在校园慨然讲道:“我辈书生,为先觉者。”与之对照,“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和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夜间巡逻护校。小说中带有宗璞外公任芝铭影子的吕清非,也让人联想起在北平城破前夕,因拒绝进食而死的著名诗人陈三立,清华教授陈寅恪之父。
然而,对于那时9岁的宗璞来说,驱动叙述的内在情感还是清华园乙所旁的溪流与萤火虫,北平城的小吃还有大茶壶,当然还有在蒙自,和哥哥一起去店铺为父亲石印《新理学》书稿时的情形。陈寅恪笔下“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沉痛,化为宗璞小说中的伤感:“两个孩子没有想到,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回去。那时他们已经长大,美好的童年永远消逝,只能变为记忆藏在心底。飞翔的萤火虫则成为遥远的梦,不复存在了。”1990年,父亲去世,紧接着宗璞自己又生了一场大病,让第二卷《东藏记》的动笔一直延迟到1993年下半年。从1996年开始,宗璞眼疾加重,《东藏记》后半部分的写作遂全凭口授。
宗璞向我回忆当时的写作过程:“我口授,助手来打字。写《东藏记》和《西征记》前面部分的时候,眼睛还可以看一点。有一个阶段我用两台电脑,一个在这边打,一边就传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变成很大的字,我在电脑上就可以看了。后来不行了,大字也看不见了,索性不看了。”她把自己的写作方式称为“滚雪球”,“先写一个大概,然后自己慢慢往上添。我不能看,是凭耳朵才知道自己以前写了什么。只能请人念,念来念去,反复改”
《东藏记》主要写在昆明期间联大教授的生活。他们在警报声中过日子,坚持授课。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联大教授家属不得不做一些副业补贴家用,梅校长夫人便曾做一种起名“定胜糕”的点心。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对宗璞的小说总有会心之感。
对宗璞来说,写作过程最困难的是第三卷《西征记》。据张曼菱的统计,整个抗战期间,联大参军学生人数不止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所刻的832名,而是先后达1100多名,这一数字占到联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1942年,是抗战史上一个极为艰难的年头。继滇越线被切断后,1942年1月,6万日军进攻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乏,盟军大量来华急需翻译,国民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当时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联大学生大量从军正发生于这一背景,宗璞《西征记》所描写的,正是联大学子入缅作战的那段史实。
由于没有从军的实际经验,宗璞所依赖的只有从各方搜集来的材料。好在,宗璞的哥哥冯钟辽曾经从军。1943年,还是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的冯钟辽志愿加入远征军,担任翻译官。为了获得更多的细节材料,宗璞请远在美国的哥哥一遍遍为她讲述当年的事情。为了写好和作战有关的情节,她还向现在军中的朋友请教,并得到热心的帮助。
2008年,80岁的宗璞完成了《西征记》的写作。完成最后一卷《北归记》的计划,变得更为迫切。与前几卷相比,《北归记》的写作,更是她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完成的。杨柳清楚地记得,《北归记》写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宗璞由于脑溢血住进了医院的ICU病房。“我到了医院,她就跟我说,如果她写不了了,写出来的这部分初稿怎么处理,感觉有点交待后事的意思。当时我也很担心,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继续写,只是安慰她没事儿,别着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宗璞不但挺了过来,而且坚持写完了整部小说。不仅如此,在写完主要讲述联大教授胜利北归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那段历史的《北归记》后,她还写了简短交待小说的主人公们其后命运的《接引葫芦》。在香港中和出版社所出五卷四册的完整版本中,《接引葫芦》附在《北归记》后一起面世。
冯友兰和宗璞父女向历史诉说在宗璞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经常陷入冥思苦想的人。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的几位教授从长沙迁至昆明,途经镇南关时,汽车上的冯友兰因手臂碰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有次提及这段往事时还和宗璞开玩笑:“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在冯友兰的晚年,宗璞不但一手照顾父亲的起居饮食,还是他不可或缺的秘书与管家。1982年9月,宗璞陪同父亲一起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候机的时候,喜爱作诗的父亲吟诗一首,书写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女性:“早年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