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玺在2015年1月丰台团小组审议上曾明确表示：“新发地是首都的核心功能，不会搬迁。”但经此疫情，新发地，一个乡、一个家族、一个依托农批建立的商业帝国，走到了变化的十字路口。
近日，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因新一波疫情被按下了暂停键。
6月11日至6月14日13时，北京市已连续发现62例确诊病例。而在确诊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溯源中，发现这些患者均有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活动史或有关人员接触史。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不仅是北京的“菜篮子”、全国46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风向标”，也是如今亚洲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
而新发地能从一个摆地摊的民间蔬菜市场，30多年后变成承担北京7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区，这与张玉玺家族密不可分。
1985年5月10日，北京市，出台了放开肉、蛋、水产、蔬菜五种农副产品价格，以及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的两项举措。
正是这个新政开启了新发地蔬菜民间交易市场的模式。
农民们自发摆摊设点售卖自家的蔬菜水果，渐渐形成了一个露天的马路市场。但是像很多撂摊儿的买卖一样，这么随意太乱了，菜农把路堵得公共汽车都过不去，他们离开后地上一片狼藉。
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在丰台和工商局的支持下，张玉玺用铁丝网圈出15亩地，投资15万元，带着15个农村青年建起这座小农贸市场。张玉玺也被正式任命为这个市场的总经理。
农贸市场建立起来后，张玉玺制定了一个市场收费标准，也让他第一次有做企业家的感觉——1991年底，仅25亩的市场管理收入就有110万元！
张玉玺坦言：“过去我没见过大钱，没搞过大企业，人有一种感觉你有一百万二百万，你觉得你是个富翁了，一旦超过了二千万的时候，你觉得你穷得不得了。一个企业当时收一百万觉得是个钱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当个企业研究这个市场了。”到了1992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市场管理费达到二百多万元，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玉玺来说还只是刚刚开始。
经过30年的发展，新发地市场已从当初的占地15亩扩展到1680亩，管理人员从最初的15人扩张至1700多名，已成为北京乃至亚洲交易规模最大的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
新发地市场崛起的同时，张玉玺家族的商业王国也已经成型。
在担任多届书记后，张玉玺将书记位置交出，接任新发地村书记的是与张玉玺同姓的张伟，后者也成为了新发地村办集体企业新发地联合公司的一把手。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北京丰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均是该企业的全资子公司。
此外，张伟也成为北京市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的法定代表、董事长，这是新发地另一个核心企业。新发地长途客运站、新发地城市配送公司、汉龙货运公司均是该投资中心的全资子公司。
玉玺的儿子张月琳更是重权在握，名下担任法人代表的公司就有9家，还是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的总经理、北京新发地农产品电子商务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除此之外，张玉玺的妻弟、外甥及其他亲友皆在名下公司任职。比如张玉玺的妻弟杨洪杰，是新发地天娇俊园党支部书记，高碑店分场副总；杨洪凯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董事长;杨洪斌任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副董事长。
不过这次疫情的再次发生，也让这个以家族为核心成员的商业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6月14日下午，市一级高层会上，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琳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实“四方责任”不到位、“四早”要求不力、消杀工作不到位等问题，责令有关单位免去张月琳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职务。
此外，新发地造成的道路拥堵也一直为人所诟病。
有人曾描述：“新发地是北京永恒的堵点，超长的大货车随时可能把马路堵死，进出市场的车辆排队司空见惯。”新发地大量的蔬菜运输车辆导致京开高速五环至四环这一段常年严重拥堵。而且作为农贸市场，外来流动性人口多、人员杂也是不可避免。
因此，新发地是否搬迁也是该区域一直争论的话题。
张玉玺在2015年1月丰台团小组审议上曾明确表示：“新发地是首都的核心功能，不会搬迁。”张玉玺的逻辑是，新发地每天的蔬菜交易量1.6万吨，水果1.6万吨，承担着北京地区70%的蔬菜供应和80%的水果供应。“这两个1.6万吨每天顺利到新发地，北京供应就是绿灯，否则就会变成黄灯和红灯。”不过此次疫情的发生导致新发地市场的停业，或许会给新发地的搬迁带来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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