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说到用工最紧缺的职业，相当一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或是那些高技术人才。有统计显示，目前全国高级技工有着2000万人才缺口。但其实，也还有不少看似门槛非常低的职业，同样处于“缺工”状态。
不难看出，这些职业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大多属于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类。更通俗地说，多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接触最密切的行业，像餐厅服务员、商品营业员、保安员等几乎每天都在与我们打交道。对这一统计结果，可能不少人会感到意外。但实际自2019年三季度人社部开始统计“最缺工”职业以来，几乎每个季度的榜单中，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都属于最紧缺的职业。这次“前十”职业中，更是前七个都属于此一范畴。
进一步分析，这些职业都属于暂时或者说几乎很难完全被机器替代的劳动密集型岗位，且囿于行业本身的特征，它们对从业者的素养没有太高要求，也自然无法给出高薪来真正留住人。所以，从业者的忠诚度不可能太高，同时受社会观念变化的影响，也很难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更重要的是，由于老龄化加深，全社会人口红利式微，这些本就不具有太大吸引力的行业，更是首当其冲。
事实上，就现实生活经验出发，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变化正在发生。比如，一方面，近些年我们或都发现，如今餐馆、超市等场所的年轻服务员已经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家政、保洁、上门维修等人工服务费越来越高。甚至已有声音感叹——人越来越贵的时代，才是奢侈品？这令我想起一个很久以来流传的关于“德国人装不起空调”的说法，大意就是德国的空调普及率较低，除了气候因素，还与空调安装的人工费太高有关。这种归因是不是足够真实还有待考证，但人工费在发达国家普遍较高是确实存在的。这与它们的人口基数较小以及老龄化程度高有密切关系。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面对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紧缺的局面，就只能选择早早“躺平”，率先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应该说，这方面其实还是有不小的缓冲空间可以挖掘。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体现在，如今一些基础性生活服务领域从业者融入城市，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限制。换言之，如果能够进一步破除一些机制和观念障碍，很多岗位的劳动力供应完全可以更充分。
比如，目前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的“抢人”，都设置了学历这道硬门槛。这自然将那些不具备高学历，一般从事基础务工作的人员排除在外。这种对人才的狭隘定义和选择偏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常识，那就是一座城市的社会系统得以健康运行，对于各个层次的人力资源的需求其实是多元化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城市要发展高端产业自然要吸引高端人才，但是，高端人才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所需要的基本生活服务是不能少的。如果这些基础务行业长期“缺工”，必然会抬高整个城市的生活成本。
也就是说，眼下不少城市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行业的缺工状态，背后是存在人为因素的。说到底，现今很多城市的落户政策、公共服务政策，都对那些不具备高学历的基础性岗位从业者不太友好，于是就导致大量这部分的劳动力资源只能被挤出。而受制于行业收入水平的限制，这部分人群恰恰是对城市公共服务需求最敏感的。比如，现今一些城市都在建设人才公寓、租赁型住房等保障房，这些住房福利若也能够覆盖更多的基础务行业从业者，势必有助于缓解很多职业的用工荒。当然，目前已有一些城市在作出改变，像广州就提出将对家政从业人员给予积分入户照顾。这样的下沉“福利”，完全可以更多点。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服务行业的用工短缺，以及人工费上升，或是一种长远趋势。但是，结合现状来看，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一些调试，让这一进程变得更慢一些。它不仅关乎相关行业的发展，也事关社会的更充分就业，更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便利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