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抗战胜利后，汪伪达官显贵，纷纷被捕入狱，巨奸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屯、林柏生、陈君衍、叶蓬等都被先后判处死刑，执行在案，独周佛海由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复经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已成定谳，而又峰回路转，减为无期徒刑，实为群奸案中绝无仅有的例外。
周佛海是1946年11月7日，由南京高等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因本人及家属上诉“控告”，一月后，最高法院调卷复核，分发刑事第一庭办理。当时刑一庭庭长叶某，福建人，颇有心计。知周佛海长期主管汪伪财政金融，是块有名的“肥肉”，不肯轻易放过。不久即有两个福建人到上海，找到周佛海旧属李思浩，表示他们与叶某相识，周家有何要求，当可负责转达。李思浩即将此意转告周妻杨淑慧。周家商量后，虽觉不失为一有用门路，但恐其要求过高，难以满足。原来周佛海虽家资巨富，已遭军统“洗劫”一回:1946年6月15日，陪伴周佛海软禁重庆的杨淑慧，获准由重庆飞回上海处理家务，飞抵上海后，即被军统扣留，逼令交出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损失不菲。更重要的是，当时杨淑慧认为已走通了另一“门路”，觉得更有把握，就没有理会叶某的要求。
时为1947年3月9日，忽有一自称“人士”的薛某，自言辗转探得杨淑慧住处，特来拜访，带来“宣传部长陆定一亲笔信”，大意谓领袖对“周案”极为关心，决全力营救，特派此人来京主持。杨问拟以何法营救？薛某说:“劫狱。”杨淑慧大吃一惊，敬谢不敏，说周佛海虽已判死刑，估计尚无执行之虞，不劳动此干戈。杨将此事告诉狱中周佛海，周立判其伪，肯定绝不会作此荒唐事。以后薛某又来找杨，重申此议，并说如实不愿如此，请杨给陆定一写一便函回复，他好回去交差。杨不肯写。周佛海则据此断定：此事是毛人凤或毛妻所为，旨在取得杨与要人交往的依据。
先是杨淑慧以为有了“吴小姐”这条门路，算是拜到了“真佛”，未免冷落了法院。叶某满以为可以发注大财，却久候周宅“关节”不到，气愤难言，不仅很快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而且故意选择1月21日农历除夕这天发表，使得周家在死刑重压下，凄凄惨惨度过那年春节。
周佛海抗战胜利后，专门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周佛海一案，蒋介石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日本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周佛海则于1945年8月12日“荣任”“国民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当然是蒋介石点头的，以后风头不好，辞职求去，要求到重庆或贵阳暂住，也是通过戴笠向蒋请求获准的。1945年9月30日，周在戴笠亲自陪同下，由沪飞渝，原拟次日换小飞机去贵阳，因周佛海岳父及妹佛珍夫妇均在贵阳，其母病故后尚暂厝贵阳城郊红花池。但蒋介石又变主意，要周留在重庆待命。当时蒋在西康，戴笠为此专程到西康请示后，即将周安置重庆“白公馆”戴笠对周一再说过，“委座”对周至为关心，到适当时期必有解决办法。
1946年3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40余中委谒蒋，要求严惩汉奸。蒋介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周佛海匿居重庆，亦非了局。终于1946年9月17日，押回南京，此事仍由军统出面，但显然也是蒋介石交办或认可的。总之，周的一行一动，莫非蒋的意旨，判处死刑这样的大事，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故周佛海自己也认为蒋是故意于复判定谳后解决，以示恩威并重之意(见《周佛海狱中日记》)，应该说他是很懂得蒋的为人和心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