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诞生是从对世界感到惊讶，继而叩问“始基”开始的。对“始基”的追问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石。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存在”问题，而后亚里士多德将关于“存在”的讨论系统化、范畴化，最终形成ontology，即专门讨论“存在”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生前将这部分内容称为“第一哲学”，公元前1世纪的学者安德罗尼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整理分类时，将其研究“存在”的学说置于讨论具体事物的本质、特性的“物理学”论著之后，“Metaphysic”由此得名，直译为“物理学之后或后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围绕“存在”展开，他用分析的方法以知性去认识、定义“存在”，这便又催生了逻辑学，而逻辑分析所指向的目标是去伪存真、明辨真假，用智思的推求、理性的判断去辨别真伪，西方哲人对真理的不懈探求由此发端。可以看出，西方的“形而上学”开始于古希腊哲学家对“始基”的追问，在亚里士多德将“存在”定义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后，西方哲人从古至今都在对其进行追问，从“始基”出发探寻“本体”，无论是物质实体或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精神实体，都难免落于“实体”之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抗争、不可违逆的命运意识深植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中，阿那克西曼德在定义“始基”时说：“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巴门尼德在描述世界万物的创生时也提到了“支配一切的女神”，这使得“存在”在其诞生之时就被染上了他律的色彩。
“道”不是一个认知范畴，它并不是智思的推求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结果，而是与人的践履息息相关。“道”不是物质实体，亦非“逻各斯”“绝对理念”那样的存乎万物之外、超乎万物之上的精神实体，“道”的践行在乎于人自身。“道”并不在“人”之外，“人”与“道”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道”的实现就在于人向“道”之所“导”勉力提撕。虽然“道”是一种对世道人心的引导开示，人人可“得道”，但又不能因此说“道”是经验性的，因为“道”的圆满境界是任何人都不能真正达到的，经验的人只能无限趋近于形而上的“道”。“道”的引导是价值层面的、不落于实体的、不依靠他律的，是缥缈恍惚却又真实不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