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2010年3月18日有着“金像奖风向标”之称的香港导演会颁奖典礼上，由陈可辛监制、陈德森导演的《十月围城》包揽了年度推介电影，年度杰出导演，以及年度新晋演员金奖三项大奖。无论票房还是口碑，《十月围城》作为一部群戏，出色涵盖了影片的方方面面。它在短短的数日中，票房超越2亿而逼近3亿，赢得了众人的喜爱，成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家。
所以他把原来故事里的一家人干脆扩充为六个义士，分别承载着不同类型的情感，有少林武僧的义气、有街头烂仔的爱情、有戏班女的快意恩仇、有为证实自己爱得轰轰烈烈的乞丐、有为下一代而舍命的赌徒……陈德森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达他胸中的感动：“我想知道，一个革命，除了会牺牲那些很有名的领袖、烈士之外，背后还有很多千千万万的人，而这些人里，除了爱国以外，还有很多其他情怀。这些人去世了以后，也许其中有人连革命为什么都不知道，连孙中山是谁都不知道。你说他们为了下一代牺牲，这又何尝不对呢？”。
即观众是哪些人，他们的口味是什么？电影媒体就如同报纸一样，观众和读者都是上帝，电影要为受众精心打造，《十月围城》演员班底的安排满足了观众的眼球，吸引这些明星的粉丝来看他们在剧中的精彩的表演，正是正确地将受众导向放在了重要位置的体现。电影放映获得了数场的玉米包场和疯狂的锋迷以及其他演员的粉丝追捧，球星巴特尔及当红歌星李宇春给影片增色不少，《十月围城》的票房也因此节节高升。
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曾经打过的一个生动比喻：媒体受众接受传播信息就如同到自助餐厅就餐，受众想吃什么拿什么，不想吃就不会拿。如果一个厨师不做出受众喜爱的食品，只能是“门庭冷落车马稀”。而如果一个厨师强行向受众兜售他并不怎么爱吃的菜，自然也会受到受众的反抗。可以说，尊重、遵从媒体受众的口味偏好，在媒体间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的今天是一种走势，这种走势与变化可以说是在不断贴近群众，也可以说是在不断迎合群众，这种走势与变化驱动着并指引着媒体改革的路径，媒体在转型的过程中，走大众化、平民化的路线是一种走向，所以，迎合大众的需求成为许多媒介策划与传播有效信息的基准。
《十月围城》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不同职业和不同背景的设置，成功塑造了不同人物的鲜明各异的个性特征和丰满形象，让电影从简单变得复杂，单一变得丰富多彩，虽然传媒“可能没有成功地告诉我们该如何想”，但是传媒的力量在于“它能成功地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
《十月围城》的故事表达其实非常直接简单：从孙中山回内地的前一个星期、到前五天、到前三天，再到前一天的最简单的倒计时悬念设置。保护孙中山的革命派和暗杀孙中山的反革命派两股对立势力，都在暗中较劲准备绷住了劲，就等待着最后的一场搏命火拼。电影对这群人物所发生革命行为自觉或不自觉转变都进行了大量的铺陈，并对剧中每个人物的故事进行了叙述。
电影前半部分用一半的时间铺垫剧中人物的形象，阐释每个人物从事革命的合理性以及为以后如何加入革命行列埋下了伏笔。而这种叙述发生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对角色起决定性作用的故事则成为人物形象定位最有力的佐证。
沈重阳是如何嗜赌没了尊严，抛弃妻子，然后在得知女儿的存在时觉醒，前后情感和做人的极端对比，加上煽情的哭戏到最后以身拦马牺牲的故事让人落泪。车夫阿四虽然不知何谓革命，然而却懂得感恩，主人李玉堂帮过他，电影则用为数不多的镜头将阿四为了保护主人而参加战斗的故事阐释得清晰明了。方红虽然稚嫩，但亲眼目睹了父亲被害，为了报父仇而加入队伍……。
《十月围城》中的每个角色的存在都不突兀，而且每个角色的故事都讲述得让人心动，豪华阵容中的每一个明星都拿出了看家本领，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正如传媒社会学家认为，传媒力量的源泉来自于选择性地告诉我们世界的情况。它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和事件，而不是别的东西。这样，它控制那些传媒受众能够得到的信息，从而潜移默化地形成或限制受众的社会知识，构建他们生活世界的映象。
《十月围城》讲述的是历史故事，它没有逃出国内商业大片的热点选材范围，这样一个大题材故事如何才能演绎得观众爱看，引发共鸣？当代叙事学大多不关心故事讲了些什么，而关心故事怎样被讲述。《十月围城》故事逻辑性强，高潮迭起、悬疑不断。这是好故事和好剧本必备的条件。好的逻辑对故事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比如，范冰冰扮演的侍妾月茹，因希望自己女儿能有好的生活和未来，去求助有一身好功夫的前夫沈重阳保护自己的现任丈夫、富商李玉堂。谢霆锋扮演的车夫阿四，只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地保护给自己娶了媳妇的主人。还有王柏林扮演的李玉堂的独生子李重光。黎明扮演的乞丐刘郁白，本来是家世显赫，却错爱上父亲的女人，父亲气死，爱人为自己而死，最终郁郁寡欢、沦落成街头乞丐，而偏偏又受到李玉堂的周济，最后投桃报李为李玉堂而死，等等。这些故事安排逻辑性强，并且展现的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的“忠、义”情节，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