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命理与义理，信也不信。
《鸳鸯六七四》的小说机体，像被两股真气盘结，成了一副基因螺旋模样。这两股气，是决定论和选择论，前者是小说弥漫的运命观，后者是人物自我决定的自由意志。马家辉用混沌的谶纬叙事，为人物事件的偶然，赋予棋局般的运筹结构。小说以新兴社堂口龙头哨牙炳隐退江湖，连翻三次“鸳鸯六七四”烂牌后，神秘失踪入题。一个人怎么把烂牌打好，如何在逆境里发笑，成了故事主题。
但如果烂牌真能变好牌，就成了廉价的成功学。马家辉当然不这么写。悲剧性其实全在幻觉，作家先给人物跳脱命运的假象，最后却一个个都拍死在案。就像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在准备“学为好人”时，被抓入狱。烂牌就是烂牌，你只能换心态，但烂在手上，却逃不掉的。哨牙炳年幼时为母亲偷情放哨，换零用钱。在放哨时睡着，母亲被父亲捉奸，反而怒打父亲后出走。阿炳被训斥：无能且不负责任。作家以荒诞悖谬的小事开端，却构成小说铺展的根脉。整个江湖，都建立在相同逻辑之上。
江湖不管做事善恶，却在意行事方法是否道义。哨牙炳日后管账运货，管理妓寨，对陆南才、陆北风两任龙头，忠心不二。究其本质，干的全是黄赌毒，从根底上看，小说对江湖多有反讽，命理对人的连续嘲弄，即是明证。陆南才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反而死于美国00。高明雷一心扩张地盘，结果被结义弟兄摆了两刀。而哨牙炳，一个软弱怯懦，但求安稳的二把手，偏偏熬成龙头，反差形成了荒诞。
也许，马家辉与金庸有种相似，都有从侠到“反侠”，从江湖到“非江湖”的反思。走马灯、过云雨式的道义，只是门脸说辞。这些帮会大佬，在乱世涡旋里，左右投靠。所谓龙头，不过如四处钻营的泥鳅。堂主与警官结义，无非相互利用，沆瀣一气。警局帮会，都拜关二爷，又像隐喻：黑白两道有共同信仰，有“合作基础”。没有大义，只有私利。
乱世倾城，江湖载不下情爱。
即使写江湖故事，马家辉也没忘情爱的日与夜。你会感应小说与《倾城之恋》的默会，若合一契。也许，只有一个城市的倾颓，才能成全一对乱世男女的安稳渴望。可巧的是，作家接续的正是香港沦陷的时空，哨牙炳也和范柳原一样风流浪荡。只不过，汕头九妹阿冰不是白流苏。她是悍妇治烂仔，一物降一物。正如《水浒传》的招安收编，《鸳鸯六七四》里，阿冰用陪伴和责任，把哨牙炳圈住了。但偌大的江湖，竟装不下小小情爱。阿冰这位奇女子，接了父亲屠狗家业，成日在狗血腥臭中，被男人嘲弄取笑。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她的强悍独立，过目难忘。
阿冰仰慕硬汉英雄，偏偏丈夫胆怯软缩。这不合之合，如鸳鸯雌雄美丑，不论外人舌根说道，全是自我选择，要学哪吒肉身还父，能忍才可圆满。马家辉拿捏男女情感的瞬时性，从欲到情，从情到恨，中间又生出无数抛锚、脱轨与出神。责任和欢愉，情与性，总难调和，索性不如自欺。
男女情爱，本与江湖同构，全是水的哲学。所以“浪漫”二字，都是流动形貌。江湖男女，多是唇齿口舌关系：对应包容、硬刚与搅拌几种功能，小说人物大可归于其中。马家辉写江湖处，亦在论阴阳，虽有暴力暗黑，也是人生悟道。
生蛮快活，野性的感官生存。
马家辉的深刻，在于他总能在最巧的力点与裂缝，插上一根撬棒。这缝隙，是艺术00与现实00的分裂处。如契诃夫所说，一个作家在写小偷时没必要强调偷窃不对。《鸳鸯六七四》再现并想象罪恶，也没让现实00僭越艺术00，并不落道德训诫的窠臼。他在展示陈列、却不隐恶，就像维吉尔在导引但丁游历地狱。在贪欲反噬中，只剩盲目的生存意志，就像跳不过去的“卡带”，鬼畜般上演你死我活。
生死之外，只有感官，不论价值，只图快活。马家辉写出彻骨的悲哀，哨牙炳好色，本质是寻找失败的代偿，对于他，各色女人是敌手，需身体征服。又是“母亲们”，可泣可诉，温存慰藉。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写出乱世里两个大字——快活。马家辉承继了古典通俗小说的衣钵，活脱脱一个话本时代走出的说书人。但他又灌注强烈的身体意识，不认礼俗的叛逆，原始荒蛮的生机。既然有作家能从思辨、理性中找寻世界的秩序，就会有作家从欲望、混乱失序里，翻弄被历史裹挟的悲慨，不能自已的苍凉。马家辉与其偶像张爱玲一样，懂得那底色，就是江湖——它不明不白，没有纯粹彻底，总搞不清爽。这大概是小说里高级的循环论：事件互为因果，人物两厢亏欠，以逆天改命开场，以愿赌服输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