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陶渊明一般的理解是他很飘逸，但是我们仔细阅读陶诗，会发现他的生活是沉重的，“勤靡余劳”“自强不息”是他人生的一个底色。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被认为是一首写得很飘逸和平淡的田园诗，人们把审美眼光更多地集中在“带月荷锄归”一句中，锄完地回家，把月亮带回家，月亮走我也走，这是多么飘逸和美丽的生活，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和“晨兴理荒秽”，陶渊明晚年归田后还有五个男孩子需要抚养，如果不去种地——他又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他从哪儿去获得钱财养家糊口呢？所以说他必须去种地，因此41岁归隐后，他有22年的躬耕生活。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父亲，发现地荒了当然会焦虑，一大早就去锄地，勤勤恳恳地劳作一天，肯定很疲累，但也化解了焦虑，心灵暂时得以安顿，这时候才能有一种“带月荷锄归”的感觉。因此沈德潜《古诗源》卷九评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说：“《移居》诗曰：‘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此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云‘贫居依稼穑’，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从内心接纳辛勤劳作是陶渊明超越同时代贵族之处。
陶渊明的“勤靡余劳”为其诗歌的平淡飘逸打上底色，但这不是全部的陶渊明，陶渊明身上还有另一种精神：“心有常闲”“灵府长独闲”。这种精神是魏晋风流留给他的印记，也受到他亲近敬爱之人的影响，比如他的外祖父孟嘉。陶侃、孟嘉、陶渊明三人都能喝酒，但喜欢有深浅，作风有不同。史称“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浩等劝更少进，侃凄怀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逾。’”陶侃把喝酒的量严格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孟嘉喝酒的态度则是“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逾”有过量之义，陶侃“不敢逾”，孟嘉则“逾多不乱”，不因此违法乱纪，而是神情悠远，旁若无人，与天地融为一体。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性嗜酒，……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以五柳先生自比的陶渊明在喝完酒后的率性态度与孟嘉更近，反而与陶侃远，这正是不为俗羁、“心有常闲”的体现。陶渊明通过饮酒、借助酒的作用融化世间不平之事，厚德载物，胸怀旷达，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陶渊明的心有常闲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勤靡余劳基础上的超越精神，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闲逸。陶诗的闲逸与孟浩然《过故人庄》到朋友家里过一个重阳节休闲不同，其原因就在这里。
是“人境”就会有艰难、苦恼，除了脚踏实地的努力，陶渊明用“心远地自偏”去付出心灵的努力，即与世俗社会当中不符合真善美的事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心远”不仅是物理距离的远，更重要的是心灵距离的远，这就相当于在审美上为自己的心灵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存活的空间。只有这样，觉醒了的人，解放了的人，才是一个审美的主体，以这样一个审美的主体去观赏外物，你听到的、看到的便不会是“车马喧”，而是“东篱”“南山”“山气”“飞鸟”，于是，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可以达到了。所以这首诗的最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实际上是已经从这个境界中走出来，为了更好地烘托进入天人合一境界的感受而作的结尾。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