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词不如欧阳修、苏轼等其他七位声名显赫。他的官运也不算亨通，直到1082年，才被宋神宗擢升为正四品的中书舍人，那时他已63岁了。一年后，曾巩于江宁府病逝。
曾巩开篇半句废话也没有，直接就说“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点出了紧张局势。
紧接着，他并不浓墨描写旱灾有多惨痛，也不急着夸耀赵抃的威廉明道，而是写赵抃连续问了属下七个问题：“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
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数字，都是沉甸甸的。曾巩深知基层民情，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用数字和实务说话，要比辞藻更有力量。
列举完那一系列举措，曾巩才发出感慨：“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整个这一篇救灾记，从开篇的七个疑问，到结尾的创作初衷，结构一而贯之，从头到尾紧扣着“实际”二字。曾巩一肚子才学，却用了最朴实的数据罗列。对于赵抃的功绩，他只淡淡说了一句“皆公力也”，非常简单，因为不用再多说了，论证的力量已经达到。谁看了这篇，都不会忽略掉赵公在其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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