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到1956年初，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初步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政治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都建立起来。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毛泽东认为，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现代化进程，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了迎接新的建设高潮的到来，1955年3月，党确定在1956年召开第八次代表会议。毛泽东托付刘少奇准备八大的政治报告。从1955年底起，为准备党的八大报告，刘少奇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一直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种调查方法很有兴趣，于是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中国的九十年》写道：“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度过了紧张繁忙的43天。在毛泽东听取汇报期间，正值苏共召开二十大。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错误，对于正在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警示。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来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几经曲折。刘少奇开始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但稿子不理想，决定换胡乔木负责。1956年4月的一天晚上近10点，刘少奇把胡乔木、陈伯达和起草班子的人找到他的住地，非常兴奋地告诉他们，他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毛泽东讲了听了三十几个部门的汇报后，归纳出十个问题，就是十个关系。“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从4月25日到28日，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集中讨论这篇讲话。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毛泽东进行修改补充，于5月2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但那时《论十大关系》只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作过传达，没有公开发表。1965年12月15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论十大关系》印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这次整理稿，以1956年5月2日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了4月25日讲话记录稿中的部分内容。毛泽东看了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以苏为鉴《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大关系主要讲经济问题，后五大关系主要讲政治等问题。“以苏为鉴”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得出来的主要结论之一。因此，十大关系的内容，有来自于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结，也有来自于对苏联经验的鉴戒。毛泽东指出了苏联存在的弊端，如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把农民挖得很苦；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关系很不正常，等等。
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汇报时，提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是“以苏为鉴”
1956年2月15日，在听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时，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6日和17日两天，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毛泽东还说：学习苏联，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2月25日，毛泽东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他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经常随毛泽东一起听汇报。有一次周恩来在参加时插话道：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最能体现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是他对“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说法的严厉批评。4月20日，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道：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后来在当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在讲话中认为中国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的经验”而来的。毛泽东对此很反感。在大会结束前几天，毛泽东专门找米高扬谈了一次话，“谈话中，毛主席带着不满的口气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十大关系中的第一至第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三条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条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在4月24日说：斯大林在这一条上犯了错误。毛泽东此前还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第五条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也是针对苏联当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提出来的。多年后，毛泽东还提到过要借鉴美国发挥五十个州积极性的做法。
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科学处理“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间、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乃至现在社会上反应非常强烈的两极分化问题，都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大关系中的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这五条对“以苏为鉴”都有体现，但有两条特别明显，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条是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就明确宣布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确认中国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必须加强党内团结，在处理党内矛盾时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赞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这个处理原则，在后来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归纳成“六有”，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十九大修改的党章中，“六有”仍是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
这里强调的两点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必须坚持的。第一，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中国人民和各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是一种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但同时也证明，中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容挑战的；第二，要使中国永葆活力，就必须坚持好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朝着完全形成“六有”的理想政治局面而不懈努力。
另一条是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关于，毛泽东首先指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毛泽东接着又指出：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1956年，毛泽东与刘少奇、李维汉在一起交谈。
毛泽东历来反对极端政策。毛泽东本人多次挨过从苏联回来的“钦差大臣”们的整，他深恶痛绝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利用“大清洗”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做法。因此，从延安整风开始，对清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在延安撤退过程中保卫部门擅自杀了一个王实味，毛泽东曾多次批评，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错就长不出来了。”(参见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转引自《南方周末》2011年8月19日)党的十八大前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特别强调了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必须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歪曲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以所谓“还历史本来面目”“重新评价”等之名，行歪曲、颠倒甚至编造近代中国革命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之实。毛泽东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是具有长期的“拨乱反正”的重要指导意义的。
这段话再一次证明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一直以极大的诚意和努力对外开放的重要事实。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特地提到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说道：“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因此可以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想象去干。要找到正确的道路，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砥砺前行。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要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是这样进行的。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而且也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九十年》指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
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提出的基本方针，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