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和70后的烟民们，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云二贵三中华，红塔山下阿诗玛”
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全国首先开放了云烟、红塔山、阿诗玛等13种名优，引发了中国产业一场深刻的品牌革命。
在这十三种名烟中，“红塔山”牌以其谦逊但不失尊贵的风范，始终如一的高端品质和不断革新的技术，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中受到了市场的普遍推崇，一直屹立于中国名烟的行列，成了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
随着“红塔山”的风靡全国，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它的生产厂家玉溪厂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亚洲最大的现代化企业，拥有职工4800多人，固定资产8.54亿元。
1994年，玉溪厂完成产量167.9万箱，实现工业税利146.7亿元，职工人均年创税利363.3万元。1995年1-6月份，共生产93.6万箱，实现税利77.77亿元，职工人均年创税利363.3万元。
1994年12月，以玉烟厂为后盾的云南红塔集团总公司宣告成立，这也标志着玉烟厂这家始建于1956年的地方企业，迈出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并向集团化、规模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的步伐。
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与一个人分不开——他就是当时红塔集团的掌门人褚时健。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由于他自幼头脑灵活，聪明好学，步入社会后很快受到领导器重，27岁就担任了玉溪行政公署人事科长。
据其弟褚时佐回忆，1979年初，组织上找褚时健谈话，准备调他去玉溪厂任厂长，或者去玉溪市的一家煤矿担任党委书记。褚时健本人想去煤矿，但妻子不同意，51岁的褚时健，于是在这年10月去了玉溪厂。
褚时健上任时，玉溪厂还只是一个破落的地方小厂，厂里的大部分设备仍是几十年前的新产品，还经常发生故障，因此厂里的生产也是面临随时停产的威胁。
褚时健刚上任不久，厂里的锅炉便坏了。工人们一点也不在意，因为这个锅炉经常坏，一坏就要修上个一两个月，工人们刚好可以不用开工了。
褚时健找到厂里的修理工，问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好这个锅炉？修理工告诉他，之前的厂长在时，坏过一台48天才修好，这一次也要40天。
“40天？那怎么行，我等不了！”褚时健把厂里的修理工全部召集到他的办公室，给他们定下了4天必须修好的硬任务，如果修不好，修理工就全部滚蛋。
看到褚时健不好糊弄，修理工们知道遇到硬茬了。三天半之后，这个锅炉就修好了，褚时健的威信也在玉溪烟厂正式确立了下来。“在这个新来的厂长手下做事，可不能马虎”也成了全厂工人的共识。
玉溪厂的产能从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生产加工能力和效率一下子跃升到全国前列。
在改进烟厂硬件设备的同时，褚时健还对的生产制作流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经过研究，他发现影响质量的关键是的质量，于是他提出了“将第一车间建到烟田里”的口号，决心从的质量入手，大幅提高玉溪厂生产的质量。
当时全国的生产都是由公司负责，烟厂只负责生产，没有管理生产的权力。于是褚时健就找到当时玉溪市的领导，在领导的支持下，玉溪厂在玉溪市通海县建立了全国企业的第一块"优质生产基地"。
这个基地的由玉溪烟厂投资，采用科学方法管理，生产出来的由玉溪烟厂收购。这个做法，为玉溪厂日后成为"亚洲第一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高质量的产品后，褚时健又对当时的生产销售体制开刀了。他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向云南省有关领导提出了他独创的"三合一体制"。
在这个体制中，烟厂厂长既是专卖局局长，又是公司经理，让的供、产、销形成一条龙，将这三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由烟厂去统一调度。
褚时健的这个改革方案，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那种硬性板块式的模式，但却得到了独具慧眼的云南省领导的支持。
褚时健终于摇身一变，他领导的玉溪烟厂成为全国首家按照"三合一体制"运行的企业，储时健本人也兼任了玉溪的专卖局的局长。
手中有权之后，褚时健又对玉溪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烟厂实施了“单箱工资奖金含量大包干”
这种大包干，就像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很快调动起全厂职工的积极性，玉溪厂很快便打了一场翻身仗。
为了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褚时健在当时企业发奖金不得超工资30%的条件限制下，大胆实行计件工资，玉溪厂的职工每生产一件烟，可获得5元奖金。
在八十年代那个普遍工资只几十元的时代，玉溪厂的员工普遍月入都在300元以上，工人们的生产劲头全部被调动起来了。
褚时健的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褚时健又以玉溪厂为基础，组建了“红塔集团”
“红塔集团”掌控的生产、营销规模，从褚时健上任时的每年27.5万箱，税利9700万元，猛增至每年218.3万箱，实现利税193亿元，不仅占到了云南全省年财政收入的近60%，同时超过了当时全国工业企业第一名的大庆石化。
“红塔集团”就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五大企业，禇时健也赢得了“烟王”之称。
“红塔山”是储时健上任后来力推的一款拳头产品。在九十年代，“红塔山”曾经7次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品牌资产评估位居中国行业第一。
在消费者心中，红塔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杆，代表着国人所理解的“中国经典”的标准。
随着"红塔山"的崛起，褚时健也迈上了事业的巅峰。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在“红塔山”红遍全国的九十年代，红塔山成了所有烟商竞相追逐的一款产品。所有人都知道，“红塔山”在全国特别好卖，而且出厂价格也不高，云南省内的批发价仅为8元1条，拿到手后可以卖上上百元一条，甚至每到过年前后，零售价格更是被炒到近200元1条。
要想顺利地从红塔集团批到“红塔山”，只需要一个东西：褚时健的批条。在“谁能批到红塔山，谁就能发财”的心理支配下，玉溪烟厂的门口每天都围满了想得到褚时健批条的烟商，以及一些神奇的、能搞到批条的“能人”烟商圈子里也开始流传起了一句话：“认识红塔王，定个小目标，赚上一千万。”90年代中期，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褚时健"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云南省的一些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褚时健也成了中国的"大王"，行业的"教父"。某厂请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
与此同时，"红塔帝国"的权力也全部集中到褚时健一个人的手上，要想拿到“红塔山”，必须要拿到他的条子。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当时一条红塔山成本只要几块钱，但出厂价格定在50元，辗转到外地市场便是200元一条；即使这样，市场上也是哄抢一空，一烟难求。只要褚时健的一句话，或是谁能拿到他批的一张条子，这个人便是躺赢稳赚上百万的利润。
人的是非与贪念，往往都在一念之间。褚时健最终没能战胜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与行贿者构成了利益共存体。
“红塔山”火了，褚时健开始堕落了，他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他人批烟倒烟，满足自己的私欲。
短短几年时间，褚时健和妻子及其女儿收受了大量贿赂，为他人批烟倒烟。仅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一人，便收受了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褚时健案发后，司法部门对其住宅进行搜查，收缴赃款500多万元人民币、4万多美元、近百万港元，收缴价值100多万元的赃物和价值400多万元的8处房产，总价值超过1100万元。仅从床底起获的密码箱内的赃物中，就有金表、金条、金佛、金项链、金耳坠、金手链及各种玉器等。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敲响了腐败的“帝国”丧钟。
纪检人员经过两年的仔细调查，发现了褚时健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170多万美元；以及为他人批烟谋利，接受贿赂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和大量贵重物品的事实。
河南省三门峡市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用行贿手段，先后给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和金货等。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林政志等人共从玉溪厂5次购进8167件，获利818万元。
1998年，70岁的烟王”褚时健在“红塔集团”飞速发展之时，人生跌入了深渊。
担任褚时健辩护人的马军律师，在褚时健被捕后与褚时健有过多次深入的接触。
据他介绍，为企业创造的巨大利益与其个人收入之间的强烈失衡，是导致褚时健犯罪的主要原因。尽管有很多人为褚时健鸣不平，但在法律面前，理大于情。
马军律师回忆说：褚时健在受审时，曾对法庭上对前来旁听的红塔集团的员工们说：“对不起，我很内疚，没把大家的事办好！”褚时健入狱后，昆明市常委、副市长字国瑞接替褚时健，出任红塔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
随着褚时健的倒台，“红塔山”这个品牌也逐渐没落，逐渐被广大烟民遗忘。
90年代初，中华和红塔山几乎囊括了全国高档烟市场，国内基本上没有可以与这二者相竞争的品牌。
但到了2006年，红塔山在主流12元以上高档烟的市场占有的市场份额下滑到不足10%，到了2010年之后更是降到了2%左右。
更令人痛心的是，目前市场上的“红塔山”经典1956的价格在7--11元左右，基本上已经被甩出了高档市场，成为普通人抽的烟，和“中华”烟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红塔山”没落的原因固然有很多，比如在它红火之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假冒的“红塔山”，对它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褚时健的入狱，才是“红塔山”没落的最大原因。
褚时健的入狱，导致红塔人心不定，红塔集团也错失了当时的市场机遇。在褚时健之后，红塔集团开始产业的多元化，分消了不少精力，这一点与后来居上的“杭烟”集团刚好成了鲜明的对比。
做为后起之秀，“杭烟”集团一开始根本不是红塔集团的对手。但杭烟集团认准烟厂应该以生产高品质的为主业，重视新型口味品种的研发，终于大获成功。
1995年开始的专卖新政策，取消了流动市场，使得的传统流通渠道发生了重要转变，的渠道管理需要从粗放式模式转变为精细化管理。
而红塔集团在这时恰好发生动荡，没有准备好深入下沉市场，也没有在下沉市场着手建立一支流通渠道，更没有重视东部沿海市场对高档烟的需求，几乎是主动放弃了高档市场，这也是“红塔山”走向没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以前褚时健在位时，红塔集团的产品不愁卖，所以集团上层产生了一种骄傲自满的心理，即便是集团的一个小小业务员，面对批发商时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而不顾政策改革之后，以及市场经济之下，红塔集团不再是昔日高高在上的不愁嫁的“公主”了。
得罪了批发商的结果就是，“红塔山”在市场占有率的比例越来越低，直到最终卖不动。
其实褚时健一开始对“红塔山”的定位，就是普通收入的工薪阶级。在“红塔山”畅销的年代，国内高收入的人群基数并不大，烟民的收入普遍平均，所以以7—11元定价的“红塔山”，销量一路领先。
“红塔山”的价格，是褚时健根据当时市场的具体情况定的价。但后来市场发生了变化，红塔山却失去了它的掌门人褚时健，所以红塔山在高档烟领域的竞争力便被其他品牌所取代，逐渐没落，直至成为市场上的低档。
再一看边上的定价，仍然是10元一包。在今天的市场上，这个价格可以证明：昔日辉煌的“红塔山”，已经沦落为低档一族。
褚时健入狱两年后，由于认罪伏法，积极改造，被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因其患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
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之后，褚时健经过调查，决定和弟弟褚时佐一起，到云南哀牢山承包荒山，种植甜橙。
亲友们知道他的决定后都很不理解：“哀牢山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生活艰苦，你都70多岁了，去那里种甜橙，你是疯了吗？”褚时健却有自己的想法：哀牢山自然条件不错，特别适合种橙子。
一直以来，当地村民只知道种玉米和稻子，生活过的很苦，能带领他们通过种植甜橙脱贫致富，也算为社会做了一点有益的事，至少也可以赎罪于万一。
听了褚时健的想法，亲友们不再劝阻，因为他们知道，褚时健是一个下了决心就一定要去做的人。
在哀牢山，褚时健租了2000多亩荒山，又自费引进了一批优质甜橙苗，雇了一些农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
褚时健知道果园要创利，必须在管理上下功夫，于是他又采用了当年经营烟厂时的"工资奖金含量包干"模式，给雇用的300多名果农制定了生产标准，标准细到每棵橙树应该怎么栽、怎么打理，每年应该结多少果，并规定果农只要完成规定的任务且质量达标，就能领到8000元钱工资，年终还能得2000多元奖金。
褚时健给农民们算过一个账：一个果农如果能完成他制定的生产标准，一年收入的收入可以达到上万元，是当地农民年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
在这种激励机制面前，果农们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很快果园里就结满了品质优良的甜橙。这些甜橙投放市场后大受欢迎，比市场上的橙子价格贵了两倍还供不应求。
初战告捷后，褚时健又成立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并给甜橙注册了商标，还获得了绿色食品A级产品证书，他的甜橙也远销到全国很多省市。
凭借着种甜橙，褚时健赢得了“橙王”的美誉，他种植的甜橙也被人们称为“褚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