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是唐初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从李渊开创大唐，到李世民喋血宫门，再到李治顺利接班，每一个关口都承载着长孙无忌的智慧、谋略和心血。长孙无忌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同样，李唐前三任皇帝也对他代代礼遇，宠眷甚隆。李渊在位时，封其为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李世民临死前，还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无忌力也”；李治即位后，封其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然而，到了公元659年，也就是李治当上皇帝的第十个年头，长孙无忌却因“谋反”罪被削职流放，三个月后被逼自缢身亡。
长孙无忌出身于河南长孙氏，自幼被舅父高士廉抚养成人，与唐太宗是布衣之交，后又结为姻亲。唐高祖起兵后，无忌前往投奔，并随太宗征战，成为其心腹谋臣，后参与策划玄武门事变。
贞观年间，无忌历任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侍中、中书令，封赵国公，在凌烟阁功臣中位列第一。他在立储之争时支持高宗，后被任为顾命大臣，授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以元舅的身份辅政，每有进言，唐高宗都优先采纳。
然而在废除王皇后这件事上，二人却有了分歧。
公元654年，唐高宗欲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他担心大臣不从，便与武则天到长孙无忌家中饮宴，赏赐金宝缯锦十车，又任命无忌的三个庶子为朝散大夫，并以皇后无子来暗示无忌。长孙无忌却假装不明白高宗的意思，顾左右而言他。高宗怏怏而归。后来，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多次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加以劝说，但都被无忌正色拒绝。
公元655年，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公元655年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
公元659年，许敬宗指使人向高宗呈奏密章，称监察御史李巢勾结长孙无忌，图谋造反。唐高宗便命许敬宗与侍中辛茂将一同审查。许敬宗奏道：“长孙无忌谋反已露苗头，我担心他知道事情暴露，会采取紧急措施，号召同党，必成大患。希望陛下能果断处理，尽快拘捕。”同年七月，唐高宗又让李勣、许敬宗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到黔州审讯无忌谋反罪状。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长孙无忌死后，家产被抄没，近支亲属都被流放岭南为奴婢。
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关陇集团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三朝元老就这样在政治斗争中牺牲，血缘关系还是没有皇权重要。不过任何人一旦凌驾于皇帝之上，确实是不会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