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向来注重对派系的培养，喜欢通过派系之间的牵制来彰显自己的驭人之术，蒋介石早期的时候依靠何应钦、刘峙、顾祝同等人发迹，在1927年宁粤对峙的时候，何应钦对蒋的支持态度并不明朗，使得蒋介石意识到必须扶持新的政治军事集团来分化何应钦在国民内的势力。
随后，蒋介石先后扶持了陈诚的土木系，胡宗南的黄埔少壮派，而汤恩伯可以说是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王牌。
何应钦也好，陈诚也罢，亦或者胡宗南，我们都是极其了解的，何应钦是最早追随蒋介石的，对蒋介石的发迹有着不可估量的支撑；陈诚是蒋介石在黄埔期间最得力的助手，被称为袖珍委员长；胡宗南是黄埔一期中最受蒋介石喜爱的学习，素有天子门生的称谓。
这些人能够在内形成军事集团，我们都是可以预见，然而汤恩伯何德何能竟然也可以得到老蒋的信任。
最后我们总结出蒋介石的用人标准，就是“黄浙陆一”，黄埔军校毕业，浙江老乡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汤恩伯在北伐之前都没有加入国民革命军，一直到国民革命军打倒孙传芳后，作为浙系军阀陈仪下属将领，汤恩伯才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阵营。
尽管汤恩伯是老蒋的同乡，并且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但是相比于那些黄埔系的大佬，“学系”是汤恩伯的硬伤。
汤恩伯深知这一点，想要往上爬，就必须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才能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站队，让老蒋看到这个人是真心想要跟我混的。
为了能够打入老蒋的核心权力层，受到蒋介石的重要，在1928年黄埔军校迁往南京后，汤恩伯主动请缨，积极运作，最终搭上了黄埔的末班车，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
从汤恩伯撰写《步兵中队教练之研究》来看，汤恩伯的崛起跟隆美尔真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以参谋一类的职务获得欣赏。
从经历上来说，或许汤恩伯的升迁并不比隆美尔差不多，在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后，在1930年就已经挂少将旅长衔，1931年升任为中将师长，1935年升任军长，随后军衔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汤恩伯担任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随后担任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
成为蒋介石麾下名副其实的一张王牌。
汤恩伯是参谋出身，在实际带兵打仗的时候难免出错，在前期与红军作战的过程中因为冒失突进，结果惨遭失败，被撤职查办，后来在大佬钱大钧和徐庭瑶的保荐下才东山再次。
汤恩伯的成功蒋介石的赏识是一方面，而汤恩伯能够快速提升，脱离不了蒋介石身边要员的助推，汤恩伯对蒋介石信任的陈布雷、俞济时、钱大钧等人都是各种献媚，每逢过年过节，婚丧嫁娶，都要厚礼相赠，这样，他们在老蒋身边自然而然会说汤恩伯一些好话。
在用人方面，他也一直把自己摆在黄埔嫡系的位置上，用人也是清一色的陆大学生。作战时“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不识亲疏不计近远，战时使部曲均畏威怀德，乐为效命”
在治军方面，汤恩伯坚信胡林翼“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汤恩伯的军队在当时国军中也算是不错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汤恩伯也完成了从参谋到将军身份的转变，汤恩伯奉命率领第十三军在南口日军，在坚守了20天后而撤退，汤恩伯在这次战役中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但是的时间还算挺长，汤恩伯也因此被媒体大肆报道。
南口战役结束后，汤恩伯的第十三军扩编为第20军团，汤恩伯担任军团长，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的第20军团成功击退日军，汤恩伯因此获得勋章，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名将”
徐州会战后，汤恩伯的部队再次被扩张，形成以第31集团军为核心的“汤兵团”，主要担任第一战区的守备。
汤恩伯在随后的抗战战场上都有出色的发挥，成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也是日本人眼中的“天字第一号大敌”
很多人对这个评价不以为然，认为汤恩伯不过“水军”罢了，汤恩伯在抗战初期的表算还是可以的，多次重创日军，在日军对国军各部队番号进行划分的时候，能够被日本人评为甲等师的部队少之又少，而汤恩伯率领的师几乎全部都是甲等。
在巅峰时期，汤恩伯下辖五个集团军，统帅40多万人，被人称为“中原王”
在抗战最艰难的抗战初期，汤恩伯能够屡屡重创日军，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然而在汤恩伯走向人生巅峰之后，应了那句“队伍大了，不好带了”
河南是抗战时期中日对战的前沿阵地，汤恩伯率领40万军队驻守在这里，军费上也大多依靠当地来支撑，然而抗战初期的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地区连年歉收，到1942年更是爆发了历史上汉奸的河南大旱，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然而这个时候，汤恩伯的部队却军纪败坏，对老百姓横征暴敛，遭到河南老百姓的反对，当时河南老百姓称河南有四害，“水、旱、蝗、汤“，关于这个“汤”是不是指汤恩伯目前存在两种说法，但是汤恩伯的确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抗战相持阶段，汤恩伯和他的军队都有腐化的表现，在抗日战争的尾声，1944年日军决定在中国战场垂死挣扎一下，发动了所谓的“一号作战”，企图打通南北战场的交通线，结果在该次战役中，国军全线溃败，损兵50-60万，丧失四个省会146座城市，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
河南地区地处中原地带，因此首当其中，当时作为第一战区副司令的汤恩伯，不仅没有完成敌人的任务，反而率先后撤，导致第一战区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在这样的失败下，汤恩伯自然难辞其咎，由于汤恩伯在河南期间军纪败坏，很多人因此开始公开向汤恩伯发难，甚至要枪毙汤恩伯来泄愤。
在这样的情况下，汤恩伯被撤职，曾经庞大的军事集团也随之土崩瓦解。
但是汤恩伯在随后的桂柳会战以及广西大反攻中，又打了几场相对漂亮的战役，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接受日军投降。
1946年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挂上将军衔，俨然又有被重用的态势，然而在1947年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过程中，汤恩伯指挥李天霞、黄百韬、张灵甫等部作战，于是有了孟良崮战役，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的惨败，汤恩伯作为前线重要指挥官，自然再次被撤职查办。
1949年因为蒋介石已经无人可用，因此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主要主持渡江战役，然而汤恩伯在渡江战役中四十五万国军也是被打的稀巴烂，为汤恩伯倒霉的晚年埋下了伏笔。
汤恩伯晚年的悲剧离不开其中与陈仪的关系。
汤恩伯原名叫汤克勤，正是为了报答陈仪的恩，才改名叫汤恩伯，汤恩伯发迹之前在陈仪的部下担任排长，后来陈仪资助汤恩伯到日本去留学，汤恩伯很感激陈仪，当即称陈仪为老师，后来又认为义父，汤恩伯在陈仪的资助下得以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26年汤恩伯从日本毕业回国，担任陈仪的少校参谋，并且与陈仪的外甥女结婚。
汤恩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意思是，生我的是我的父母，然而了解我的人确是陈老，我将和陈老生死与共。
汤陈之间本应该是一段佳话，然而陈仪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后会被汤恩伯出卖，结局令人唏嘘。
抗战胜利后，陈仪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然而在1947年因为爆发二二八事变，陈仪被免职，碰巧这个时候汤恩伯在山东打了败仗，也被免职在家，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闲聊，据说整天关起门来骂蒋介石。
后来汤恩伯再次崛起，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坚持去职，汤恩伯就举荐陈仪到浙江担任主席。
陈仪在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后，的形势急转直下，陈仪与解放军达成协议准备起义，然而陈仪手下的部队很伤，只有几个保安团，如果单独起义不但效果不好，还有可能不成功。
这个时候陈仪想到了当时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此时汤恩伯的手有几十万的兵力，如果起义成功，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陈仪写信给汤恩伯，希望拉拢他一起起义。汤恩伯接到密信后被军统安插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务发现，汤恩伯得知此事无法了解，因此汤恩伯不敢隐瞒，就将信送到了老蒋手中，老蒋接到信后，立即让情报局局长毛人凤对陈仪进行逮捕。
但是老蒋让汤恩伯亲自动手，杀了陈仪，汤恩伯出卖陈仪已经不仁不义，又怎肯下手将其杀死，不但如此，汤恩伯还多方奔走，企图救出陈仪，最后气的老蒋也是牙直痒痒。
尽管汤恩伯的部队装备精良，然而在上海战役中，仅仅坚持了10多天就全线溃败，导致蒋氏父子很多财产没有来得及转移到台湾。
蒋介石随后在台湾召开“上海防卫战失败检讨会”，矛头直指汤恩伯，再加上陈仪事件，汤恩伯在老蒋那里自然没有了地位。
多亏汤恩伯参与了金门战役，才让汤恩伯在台湾有了一点脸面，到台湾后，老蒋只给了汤恩伯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职务，跟白崇禧被骗去台湾后的职务差不多，都是备受冷落的闲职。
汤恩伯自知在台湾是不会有好下场了，弄不好还会脑袋掉下，于是有了想要逃往日本的打算。
其实早在上海防卫战的时候，汤恩伯就有逃往日本的准备，汤恩伯的亲信还在东京给汤恩伯买了房子，结果当时国际舆论就有了《蒋介石通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蒋介石在得知是汤恩伯购买的后，破口大骂：“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作了逃往日本的准备!”1950年3月汤恩伯在没有赴日证件的情况下，就想上去日本的飞机，蒋介石认为他要出逃日本，因此命令强行让汤恩伯下飞机。
汤恩伯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身体也有了毛病，1953年汤恩伯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还讽刺：“有大过的人，还要到日本去治病!”在申请报告上签“就地医治”
直到1954年汤恩伯病情恶化，老蒋同意汤恩伯去日本就医，到达日本后，汤恩伯在做手术时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
老蒋听到消息后，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一代抗日名将心心念念想要去日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到了日本，真是死也要死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