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曹芳时期，在曹爽失势后，何晏被归为曹爽党羽，遭掌权的司马氏杀害。关于司马懿父子为什么一定要杀掉何晏，《三国志》的记载疑点颇多，值得研究。
但在这样一个世族时代中，却产生了一个异类的政权——曹魏。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曹操生于官二代家庭，出身不算太坏，可当时的世族不是这样认为的。《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的父亲曹嵩“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也就是说，没有家谱，出身群众，平头百姓一个。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实为世族对庶族的傲慢嘲讽。
流失到哪里去了呢？流到世族的荫庇之下去了。
在唐朝中晚期实行两税法之前，历代所征皆为人头税，户口登记，实为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凭据。世族私养人口，自然是不报、少报户口，这就导致国家税源、兵源大量损失，经济、军事实力受到削弱。为此，曹操实行屯田政策，给予屯民种种特权和优惠，除了积蓄物资之外，也是着眼于与世族争夺人口，从经济基础上打击世族实力。抑制世族，实际上是有利于国家的，有晋一代不识此理，放纵世族发展，造成数百年腐朽的世族政治，皇位亦操于世族之手，由此可反观曹操的先见之明。
抑制世族的政策，是曹魏的立国之本，所以曹操之后，曹丕、曹叡都在贯彻。曹丕多次自广陵征孙吴，但当时孙权建都武昌，且广陵江面宽阔，非适于渡江之地，可见曹丕意不在吴，而在于借机收夺青、徐世族豪强的兵力，解决曹操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曹叡热衷于征发人力修治宫室，除满足私欲外，也有在征发徭役之际清查户口，防止世族大户荫庇瞒报的意思。曹叡的皇妃虞氏曾抱怨“曹氏自好立贱”，这也说明曹氏三代都不与世族通婚，有意和世族保持距离。
对于非世族的曹氏政权，出身河内豪族的司马懿打心底里是不看好的。所以在曹操请他出来做公务员时，他“辞以风痹”，不去。司马懿打的什么算盘呢？很明显，他是想等袁绍消灭曹操，然后为大世族袁氏服务。但曹操打败袁绍，平定了北方，使司马懿不得不“惧而就职”显然，司马懿并不真心为曹氏效力，他心里一直在另有所谋。所以他拼命地伪装，连曹操这样的骗人专家都被他骗了。于是，世族势力的定时就安放在了曹魏政权的心脏里，只要时间一到，曹魏这个平民政权就要被炸得灰飞烟灭。
前面扯了这么多，主要是做个铺垫，也就是在世族与平民庶族的复杂斗争中考虑何晏的死因。大多数人认为，何晏是曹爽一党，司马懿要除曹爽，自然要杀何晏，这也是陈寿的观点。但是笔者以为，陈寿编史，依据的是晋朝的官方资料，包括何晏一案的案卷材料，这既然是司马氏控制下的司法机关认定的结论，又涉及司马氏掌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陈寿没有校正的余地，只能照录。现在我们看《曹爽传》中关于何晏的部分，多称“晏等”，将何晏与邓飏、丁谧、李胜完全混在一起，看不出何晏个人在这个团体中起到的作用，模糊了个人责任，只是将一群人作为一个集团来认定，这是陷人于罪的一种惯用手法，不足采信。如果我们多找一些《曹爽传》以外的材料，可以发现，何晏的政治立场与曹爽集团并非完全一致。
《三国志》中常引人言，谓曹爽等人“多变易旧章”、“轻改法度”，但怎么变易、怎么轻改，却言之不详。从与曹爽亲近的夏侯玄痛斥中正流弊的议论来看，这些“变易”很可能是针对世族的一些新政策、新措施，故而引起世家大族的反感。
反观何晏，却是一整套的世族公子派头。
首先，何晏系大将军何进之孙，出身国戚。《世说新语》载，何晏曾在曹操宅院内画地为庐，拒绝成为曹操的养子。《太平御览》引《何晏别传》载，何晏与曹氏诸子别席而坐，并声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可见，何晏颇以家世自矜，不屑于曹氏，这和司马懿的态度倒是很像的。
其次，何晏的生活作风，涂脂抹粉、步路顾影、服药行散、谈玄论道，完全是魏晋世族派头，与曹操的“崇实”风格大相径庭。
在曹爽辅政之前，何晏的地位远高于曹爽，而且从年纪、辈分等因素来看，何晏与曹爽手下的邓飏等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何晏不可能成为曹爽的“腹心”、“党羽”
由此可见，曹叡死后群臣为其讨论谥号的会议，是由何晏主持并最后拍板定下来的，此时何晏俨然是曹氏皇族中的长者，其地位远非曹爽可及。
从年纪上看，何晏应与曹丕、曹真等相仿，曹爽应称之为“叔”或“姑父”《三国志》注引《魏略》曰：“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从“曲合”一词的表述来看，何晏是以长辈之尊，曲意迎合作为晚辈却得势的曹爽，才得以掌权的。
而且，曹叡死于景初三年正月，曹芳即位后当年未改元，所以，“至正始初”一词，表明何晏至少犹豫了一两年才决定曲意迎合曹爽。何晏之于曹爽，尚需“曲合”，怎会与邓飏等小辈是一路人呢？
《三国志·曹爽传》谓“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把何晏与毕轨、李胜拉扯在一起，含糊其辞，好像司马懿下野是何晏、毕轨、李胜三人造成的。这个述事方式并不十分严谨，可谓《三国志》中的曲笔。
实际上，陈寿自己在前面已经说了：“丁谧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司马懿下野，实为丁谧之谋，这已经很清楚了。何晏不久之前才刚刚“曲合”于曹爽，是不大可能参与这么秘密重大的谋划的。
何晏任吏部尚书，主持干部选拔工作，是有成绩的，与邓飏等贪财好货不同。
《三国志·傅咸传》载傅咸称赞何晏：“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但《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却说：“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两处记载矛盾，何者可信？
同时，《魏略》本身也为何晏作了一些辩护，说“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飏之不公忠，遂同其罪，盖由交友非其才。”这又说明，何晏的用人标准，不同于邓飏，其工作受到了邓飏的干预，两人越看越不像是一伙的。
何晏并不赞成曹爽的改革政策。
何晏依违于曹氏和司马氏之间，思想上有很重的危机感。
《世说新语》注引《名士传》云：“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返也。”并载何晏的言志诗一首，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淁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表达了对政治前途的忧惧。如果何晏是曹爽的党羽，他需要这样担忧吗？
我们从何晏的诗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困境：一方面，何晏是曹魏皇室近亲，不可能为司马氏所信任，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曹爽的政策，在思想上与司马氏接近，还在司马懿的主持下写了《论语集解》、《孝经注》等书。这样夹在两大势力之间，得罪了谁都不行。他能不怕吗？
这样一个何晏，怎么会是曹爽的党羽呢？
既然何晏不是曹爽党羽，司马懿为什么要杀他呢？看看《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的记载，何晏被杀的过程极具戏剧性，甚至是很搞笑的：司马懿最先是让何晏来审理曹爽一案，何晏审理后向司马懿汇报说：“本案一共牵连七个家族。”司马懿说：“不对。一共有八家。”何晏很纳闷：“不会吧，我查来查去只有七家。”司马懿用手指着何晏的鼻子道：“你再想想？”何晏一愣：“难道是我？”司马懿笑了：“没错，就是你！”话音刚落，一群卫士呼拥而上，将何晏按倒在地……笔者以为这一段记载很不靠谱。推狱断案，在任何时代都是严肃的司法活动，何况是攸关司马氏执政前景的大案要案。按照《魏氏春秋》的说法，司法办案成了戏弄人的恶作剧。这段故事，很可能是后人编造的。
从政治上看，司马氏并没有一定要杀何晏的理由。何晏被杀，大体应该是出于私怨。何晏跟司马懿有私怨吗？看不出来。查遍各路史料，隐约可以看到，何晏与司马师的关系似乎不太友好。
司马师自视甚高，在其密友王弼死去时，司马师嗟叹累日，曰：“天丧予。”“天丧予”是孔子悼念颜回的话，司马师反复引此语，无疑是公开以孔子自比。孔子在当时可是至高无上的圣人，司马师的此种言行，表明其自我定位是极高的。
而在当时，夏侯玄、何晏均与司马师齐名。何晏对自己和夏侯玄、司马师的评价是：“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实际上，他是“盖欲以‘神’况诸己也”“几”即“机”，解为心机、机谋，何晏是说司马师有智谋，能够筹策方略之类，表面上是在赞扬司马师，但他的真实用意却是以“神”自况，从他描述的“神”来看，显然比司马师的“几”要高明得多，这是以至圣孔夫子自比的司马师所不能接受的。
最后补充一点，在高平陵政变的时候，司马师实为主持者。一方面，司马懿当时年事已高，另一方面，政变的主力，是司马师暗中收罗组织的“死士三千”按史载，司马懿既为太傅，已无调遣兵马之权，但在政变时，司马懿却能“部勒兵马，先据武库”，哪来的兵马呢？恐怕大部分是司马师的那三千名吧。
司马师父子策划政变，是极为隐秘的，连司马昭也是在政变前一天才知道。这表明司马师和司马昭虽为兄弟，但声望、地位相差甚远。司马懿死时，群臣都以为“伊尹既卒，伊陟嗣事”，毫无异议地让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辅政，但到了司马师死时，司马昭就没有这么顺利，当时司马师留下大军在寿春，曹髦使了一点手段，命令司马昭出镇许昌，让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好在傅嘏是司马氏的人，他和钟会合谋，让司马昭接管了大军，并带回洛阳，从而进位大将军。要是司马昭一念之差，去了许昌，那司马家的革命事业就完了，曹髦说不定也可以成为康熙那样的“大帝”了，呵呵。
扯远了，总之，司马师在高平陵政变时就已经拥有很高的名声和地位，他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杀掉何晏。至少可以说，何晏为司马师所杀，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最后总结两点结论：1.何晏不是曹爽的党羽，是被冤枉地牵连进曹爽一案的；2.何晏被杀，不是出自司马懿，而是出自司马师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