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1日，五届七中全会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召开，外交方向成为大佬们讨论的焦点问题。简单来说，为了对抗咄咄逼人和实力强大的日本人，当时中国的选择只有两个方向，一是长期合作的德国，二是令人讨厌的英美。
陪都时期的重庆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以来，就一直与德国进行合作，即所谓“联德”政策。德国派出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也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卖给军部分军火。
按理说这样长期的外交关系，理应继续保持下去。但是当时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走向了轴心国和同盟国的二元趋势。与中国有着长期合作的德国，基于自身的侵略利益，加紧同中国的死敌——日本结盟，甚至在1938年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
因此，无论是内还是当时中国国内，对于结束与德国的关系，都有很大的舆论氛围。当时任外交部长王宠惠指出法国人、英国人在日本压力下，分别关闭滇越铁路、断绝中国经由香港和缅甸的对外交通之后，大员孙科立即“放炮”说：“吾人只有取西北路线，积极联络苏、德。德在欧洲已稳操胜券，吾人更应派特使前往。除外交外，并应发生党的关系。英国在欧已无能力，必将失败也。”孙科的发言，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民继续“联德”，将中德之间已经冷冻的关系再度热络。孙科的发言得到了许多高层人员比如白崇禧的支持。
孙科是与军事颓败并且一味绥靖的英、法站在一起，还是与正在侵略欧洲、军事上强大的德国站在一起？这其实取决于当时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蒋介石。
就个人好恶来说，蒋介石本人对英国非常不喜欢，因为纸老虎英国人对中国人和蒋介石本人都极为轻视。但外交政策这样的大事，显然不能仅仅因为个人好恶决定。
就在五届七中全会上，蒋介石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是广泛团结友好国家，孤立日本。他说：“我国现行之外交政策，大致仍遵一贯之抗战到底方针，友好各邦，以对暴日。”蒋介石认为，英法虽然溃败，但它们并不是决定太平洋战争的核心，而真正能够决定中国能够尽快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是中国人自己，以及当时世界上真正的两个大国美国、苏联，尤其是美国。
蒋介石蒋介石的判断，是基于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存在很大的利益冲突，美国不可能作壁上观。事实上，总统罗斯福也正在改变一向的“门罗主义”政策，追加了50亿美元的军费用于扩军和加强装备。
而要与美国形成稳固的关系，自然不能排除英国，更何况英国在远东本来就有很大的利益。在能够捞回利益的情况下，英国有很大可能与日本开战，跟中国在对日问题上至少方向一致。
会后，蒋介石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