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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0月下旬，西捻军由张宗禹、邱远才等率领，在清军的追逼下，由河南许州向西进，间道绕出潼关而抵陕西。
当时，陕西军余部已被迫退到甘肃东部。西捻军的入陕，迫使正在陕甘交界处的湘军刘蓉部东下阻截，得到喘息之机的军乘机东归，对陕西清军形成夹击之势。
如果西捻军抓住这个机会，妥善地处理回汉关系，与军结成联盟，就能摆脱孤军作战的困境，在西北站住脚跟。
驻守陕西的清军主力是前陕西巡抚刘蓉所部湘军三十营约一万四千余人，该部“欠饷日久，冬寒雪冻，士卒鹑衣百结”
主帅刘蓉于上年7月因军务获咎，复受吏部的弹劾，不得不请辞巡抚职，急待交差回籍，所以这支湘军士气低落，战斗力较前大为下降。
刘蓉深知处境危急，一再向清廷告急：“西回东捻，两路同窜，欲防则无迎击之师，欲剿则无守隘之兵”，要求派兵入陕增援。
但是，自河南紧追在西捻军后面的淮军刘秉璋、杨鼎勋两军“奔逐千里，未及见仗”，见西捻军入陕，竞在河南境内顿兵不前，“择要驻扎，以防回窜”
奉命增援陕西的霆军也以“米粮之难办”多“饷银之难解”，“俟马队练成，陕省米粮转运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关”为托词，拒绝入陕。
另一支原准备入陕增援的湘军刘松山部改赴山西，护守黄防。
这样，西捻军在入陕之后，既摆脱了强敌的追剿，又有潜在的同盟军，可以联合对付刘蓉这支士气低落的孤军，便放弃了由陕入鄂的打算，在陕西停留下来。
11月上旬，西捻军攻克华阴县城，一改终年驰骋辗转的习惯，在华阴一带驻扎四十余天，一面“掘长嫌，造木城，掠粮积粟，为持久之计”
一面在渭河上游掳船扎筏，搭造浮桥，作窥渡黄河之势。
12月中旬，西捻军甩开已东下华阴的清军主力，沿渭河迂回西上，前锋直指西安，佯作攻打省城之势，迫使清军回援。
随之，西捻军又东走蓝田，再作攻打潼关之势，清军又被引东趋，驰援潼关。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西捻军充分运用盘旋打圈、以走制敌、疲劳敌军的方法，完全拖垮了蹑追在后的清军。
1867年1月下旬，西捻军再次西上，佯攻西安，设伏于西安附近十字坡，全歼追踪而来疲惫不堪的清军主力萧德扬部，收降数千人，西捻军实力大增。
这是捻军运用快速运动战术，先诱敌跟追，拖垮敌军，再择地设伏围歼的又一成功战例。
战后，清廷急令湘军刘松山等部迅速赴陕增援，刘松山等入陕后，2月10日在西安附近第一仗即失利，丧失张锡蝾部三营人马。此后，一连数日，双方在秦川地区、渭河流域左右周旋，互有胜负。
直到6月，以陕甘总督身份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率军入陕，战局才发生重大变化。
左宗棠入陕之前，就提出总体战略构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
他认为：“回散而捻众，捻强于回，故捻平则回慑”
因此，确定了“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的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左宗棠分三路入陕：左宗棠率军七千，由湖北入潼关，阻止西捻军东下河南；刘典率军五千，由樊城入荆子关，切断西捻军去湖北之路，高连升率军四千，由蜀河口入陕，防堵西捻军进入陕南、四川。
左宗棠意在以攻为堵，切断西捻军的流动通道，防止他们与东捻军会合，妄图将其阻截在秦岭以北地区，然后再作围歼。
从清军兵力有限，补给困难，西北地瘠民贫等情况来看，左宗棠的战略计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如果清军能力扼黄河，使西捻军无法东渡，再以原在陕西的刘松山、郭宝昌等军由北向南压剿，西捻军很有可能被围歼在泾渭之间。
当左宗棠按上述计划，陆续进兵时，西捻军在重兵压境的危急关头，显得盲目和毫无计划仍在渭河两岸徘徊。
张宗禹既没有主动积极地与军结成联盟，凭借“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站住脚跟，继续在西北与清军对抗，也没有以其擅长的快速流动战术、乘清军包围之势未成时，迅速撤离陕西，或进军汉中、湖北，或往河南与东捻军会合。
西捻军的行动是“避兵窜渭北，扰及同朝”轻易地放弃了渭河以南地区，退踞不利于捻军骑兵行动的渭北狭长地带。
左宗棠不战轻取渭南，立即“以一军凭渭立营，将各处偷渡之路概与阻截”，再分军由临潼、咸阳渡渭，联合刘松山、郭宝昌等军，堵住西捻军继续北撤之路，计划把西捻军围歼在渭北地区。
在清军的进逼下，西捻军数仗失利，被迫于8月初放弃泾水以西地区，继续北撤至泾水以东的蒲城、富平、三原一带，这里南有渭河，西有泾水，东面洛河、黄河，北面则是山区，不仅地形不利，清军的包围圈也进一步缩小。
西捻军见各路清军日逼，无法从其他方向突围，只得于10月下旬，由蒲城北退，并猛攻防守渭北山区的清军，向北冲出包围，进入陕北地区。
陕北高原起义后的长期战乱破坏，已是凋凌残破，赤地千里，无论是地形，还是“就食”，对西捻军都相当不利，因此捻军“窜入北山非其本意，据获贼供称，贼党无不怨张总愚失计者”
但是，西捻军毕竟摆脱了清军的包围，加之该地区清军力量薄弱，便于休整。而且，即将进入冬季，陕北黄河势必结冰，一旦清军重兵北上，西捻军即可乘隙渡黄入晋。
所以，西捻军北退陕北，固然是迫不得已，但对保存自己和今后的行动，毕竟还是有利的选择。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左宗棠一则因大军北上补给困难，二则认为西捻军在陕北“未必久留”，不待黄河结冰即会南下，故仅遣刘松山、郭宝昌两军北上追击，自已仍率大军驻扎在泾渭之间，“以待捻逆穷极求战”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连占绥德、安塞、延川等城，刘松山部追达陕北。12月中旬，西捻军放弃绥德，先向西南奔驰，甩开追兵后，再向西径扑黄河。
12月18日夜间，在宜川东部“向系凝冰坚厚，绵长一百五十里”的黄河封冰地段发起强大攻击，一举突破清军黄河防线，踏冰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渡过黄河后，西捻军先疾驰南下，经吉州、乡宁、河津，围攻稷山县城，随之，又北上作进攻太原之势。
当跟追在后的刘松山等清军亦北上护卫省城时，张宗禹又突然回师南下，途径中条山，于1868年1月8日进入河南济源一带。
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是“完善之区，为豫省精华所萃”
西捻军进入河南后，没有继续前进，在这一地区盘踞了将近一个月，其原因显然是自陕北连续转战数千里，暂时摆脱了追军，急在此“就食”休整，直到1月26日，西捻军才渡过漳河，进入直隶境内。
对西捻军自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再迂回南下，经河南进军直隶的一连串行动，史学界历来认为是行使“围魏救赵”之计，即西捻军张宗禹在陕北接到东捻军的紧急求救书信，决定进军直隶，以直捣清王朝“畿辅”重地的军事行动，迫使围剿东捻军的清军回兵“勤王”，以达到救援、解围的目的。
但是，如果比较西捻军离开陕北、到达直隶的时间与东捻军覆亡的时间，并对西捻军的具体战争进程展开考察，再参照清军布置调动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即可发现这个已成定论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西捻军之所以进入陕北，乃是迫不得已的“逃兵”之行。
并非为东进作战路准备，对西捻军来说，荒凉的陕北“必非久留”之地，而且也无法久留。西捻军之所以撤出绥德，就是因为湘军刘松山、郭宝昌两军已追入陕北，攻逼该城。
离开陕北往何处去？北面是沙漠，西面是甘肃，为军所占据，无论是地理、物质环境，还是与军的关系，都决定了西捻军绝不可能再向西北方向撤退。南面，左宗棠大军控制着泾滑两河和关中地区，正等待西捻军“穷极求战”，以图围歼。
所以，南下也是不可能的。这样，西捻军离开贫瘠的陕北，摆脱左军围剿的唯一选择就是东渡黄河了。
但是，西捻军却在渡河之后，先是南下至稷山，再北上临汾、洪洞，随之，又南下直达河南境内，构成了一个“之”字形的迂回运动，严重贻误了战机，有人认为西捻军之所以兜圈是为了“避开正面的敌人而能迅速的进军”
果真如此吗？
西捻军如果自山西挺进直隶，根本无须作此贻误战机、拖延时间的迂回运动，相反，应该直接东趋，便可轻易闯过并无重兵把守的太行山而抵直隶。
但是，西捻军却在河南怀庆、卫辉、漳德三府盘桓二十余天，才渡漳河北上，进入直隶腹地，这种拖延时间，贻误战机的表现与其所谓入直的战略目的是非常矛盾的。
总之，西捻军之所以离开陕北，是因清军的追剿和陕北粮食极端缺乏，“非久留之地”，之所以不入潼关而履冰渡黄入晋，因为这是离开陕北，避开左宗棠大军的唯一出路，之所以由山西而达河南并盘踞近月，是因为该地区乃“完善之区”，并暂时摆脱追军，而在此“就食”、休整，之所以北上直隶，是因为南阻黄河、东西面清军在压追而来，不得不作“避兵”之行，转进当时清军防务空虚的直隶。
在这整个运动过程中的每个具体行动，西捻军都是以摆脱清军的包围和追剿为原则的“见机行事”，丝毫没有一个什么“围魏救赵”的战略计划贯穿在其中。
1868年2月6日，西捻军在束鹿附近渡过滹沱河，经定州、望都而达保定、满城一带。
因为追剿的豫军宋庆、张曜两军赶在西捻军之前到达保定，清廷为保卫西陵而派出的圆明园马队等也布置在北路，迫使西军停顿在保定，无法再向北进。
清廷对西捻军的迅速北进大为惊慌，连下谕旨，调兵遣将，拱卫京师。
于是，各地“勤王”清军接踵而至，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进抵直隶雄县，河南巡抚李鹤年率军进扼磁州，以防西捻军西进，左宗棠则于2月中旬经山西出井陉关抵直隶获鹿，不久，扎营于定州，淮军各部行动缓慢，但也于2月上旬开始陆续赴直，集结于直隶的清军共达十万。
西捻军陷入了以孤敌众的险境。
西捻军虽然被堵截在保定一带，却不愿放弃伺机突破清军拱卫京城的防线，逼近北京的企图。
他们当然也知道北京是无法攻破的，但是“既到直境，必欲北窜至芦沟桥，以窥京城光景，即使不能到京城，也要攻打天津”
当然，西捻军可能也有在保定一带诱敌前聚，然后突然转移，摆脱清军的计划。
因此，西捻军在滹沱河以北盘旋打圈达一个多月。
清军方面因3月份以前兵力未厚，害怕捻军乘虚北上，不敢轻易出战。
2月下旬，各路清军均抵达直隶中南部，而且滹沱河因化雪陡涨，开始对西捻军形成包围之势。
故虽然捻军先后在山西、冀中掳掠了大批骡马，但是，在清军重兵的压逼下，不得不节节南退，活动范围不断缩小，并屡被官军攻击。
3月16日，西捻军遭淮军郭松林等部袭击，伤亡惨重。数仗失利，西捻军实力与士气受到影响，不得不暂时放弃北进的企图，于3月18日南渡滹沱河，退往河南。
李鸿章见西捻军退至河南怀庆，遂令清军急速南下，并函商左宗棠、李鹤年等，打算实行前所提出的把捻军圈制在河南的计划。
但西捻军也明白处境危急，“恐被围困”，乘清军合围之势未成，即迅速东出延津平原，左冲右突，4月1日，在封邱大败清军刘松山、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
4月12日又战于滑县，阵毙淮军提督陈振邦等。终于突破清军阻截，向东进入山东。
4月17日，西捻军在山东东昌一带东渡运河，随即，在鲁西北盐民起义军的接应下，兵锋沿河东岸向北进发。
从沿途不断伺隙复渡运河的行动来看，西捻军似乎定向不明，既想重返冀中平原，又打算直攻天津。
4月下旬，西捻军前锋抵天津城濠墙外，但并未全力攻打天津，而是在静海独流镇一带搭架浮桥，意图抢渡运河。因大股清军随之赶到，西捻军遂离开天津，由原路南下回到山东。
天津解围后，淮军将领潘鼎新、郭松林等立即建议：“贼扑津门，意图渡运北犯，必须将各路大队调集运河，挑筑长围，仿照上年东省防守运西办法，使贼不得窜越运河，再用大枝劲旅更番叠剿”
并率先在“沧州捷地筑霸，截运河水以灌减河，并拟赶筑长围”从北面遏制了西捻军的流向。
此时，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均达运河两岸的直鲁地区，李鸿章被委以“总统各军”
他按“设长围以圈之”的计划，作如下布署：北面捷地减河由崇厚和潘鼎新部兴筑长墙，严防西捻军北上和屏障天津，西面引黄河水灌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直鲁豫等省防军和民团把守，并派出水师炮船沿河巡逻，南面封锁黄河，并派军把守，东面则严禁渔船出海，防止西捻军渡海而逃。
另派战斗力强的清军为“游击之师”，追击西捻军。
起初，西捻军对清军的“圈制”是警觉的，“张宗禹以官军均逼运东，图由水浅处急出窜运西”
5月至6月初，曾多次扑渡突围，如5月13日至6月3日的二十天里，就六扑运河和减河防线。
可见西捻军很清楚被圈制的危险而亟图突围。
但是6月3日以后，西捻军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竟一次也没有攻扑清军防线。
为什么在已被包围的严重关头，西捻军竟甘置死地而不思自拔？
两年来，西捻军转战于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山东，在强敌的追剿下，常年奔战，终岁无息。东捻军败灭后，其势更孤。他们既无政治目标，又无战略计划，完全是盲目流窜，既无基地，又无饷源，只能以掳掠为生，既无精神感召，又无令人鼓舞的前途可言，被迫作求生图存的斗争。
这一切必然不断地消磨西捻军的斗志和战斗力，产生绝望的心理和严重的离散倾向。
例如，有相当一部分首领，像张宗道、邱远才、程二老坎等皆因年事稍长而锐气衰减，已无力打攻坚性的硬仗，不愿再率先冲锋。
甚至张宗禹在数次渡运未成后，也发出“走一日即活一日”的悲叹。
再如，西捻军自进入运东地区后，与清军大小数十仗，无一仗获胜。尤其是“人心慌乱，思散者日众”，叛降事件不断发生，甚至有数百人，上千人的集体投降。
西捻军进入运东地区的初期，由于清朝来不及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民无圩寨”，西捻军“就食”非常方便，大部分清军忙于“布置运防，未及穷追痛剿”，这就使清捻双方处于暂时的“半休战”状态。因此，在几次攻扑运防而未成功之后，西捻军首领们在绝望心理的支配下，索性暂时放弃了强攻运防的努力。因为他们“恐渡河不成，反携众志也”
西捻军留恋运东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海丰县的沿海处可以搞到。
“捻中大小头目均吸洋烟，实以烟土为性命，以前各处掳获不少，近迭据擒贼供称，屡挫之后，辎重尽抛，烟土亦多遗失，逆酋设法购求，…每有海舶土人，下准盐枭勾串渔利。由天津贩土至埕子海口，泊候逆踪窜至，银土互易，故近来捻众每十余日必至埕子盘扰一次接引烟土…，弟查办贼以断绝粮略为要义，此贼吸烟人多，即张总愚每日需洋烟二两，无粮尚可忍饥，无烟必至索命，是断烟土视断粮为尤要…庶贼中烟土来路可断，久必自毙”
捻军成员大多嗜食，尤其是首领们中毒尤深，例如西捻军最后败灭，张宗禹仅率八人突围，“逃至一小庄已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