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需要7min在历史上，很多王朝出于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多种考量，除了首都之外，还会选择一些其他重要城市作都城，从而达到发挥其区域中心及战略要地的作用。
比如秦国时期就有旧都雍城和新都咸阳；东汉王朝则设置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明朝时则设置北都北京、中都凤阳、南都南京三座都城等等。
然而，三国时期的曹魏却算是其中的一个“异数”，其疆域不过是北方的半壁江山，却破天荒设置了五座都城，对此《三国志》记载“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其都城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很多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王朝。
首都洛阳：自命“正统继承者”洛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建都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周平王东迁时期，同时也是东汉王朝的首都。尽管在汉末军阀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后来汉献帝移都许昌，但作为东汉王朝的首都，其正统性和权威性是毋容置疑的。
曹操一直在重建修复洛阳城，在其执政后期更是长期居住在洛阳，其心思和用意不言而喻。而曹丕上台之后，更在洛阳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以此作为曹魏王朝的首都，其实也是向天下证明自己才是东汉王朝正儿八经的正统继承者。
除了政治上的考量，洛阳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略的。洛阳周边既有黄河天险，又有太行山、伏牛山、嵩山等群山环绕，可谓是“山川都会”更兼有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建都于此本身就有“中天下而立”的磅礴气势。
西都长安：威慑蜀汉的桥头堡长安在东汉时期一直作为陪都存在，汉末时期也遭到战争破坏，而且一直也未得到很好的修复，所以导致在当时的地位不如洛阳，然而长安毕竟是古都，好歹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除此之外更起到军事重镇的作用。长面不远，隔秦岭天险相对就是蜀汉政权控制的汉中地区，而长安西面，则是羌族等游牧民族聚集区。也因如此，曹魏一直在长安地区集结重兵集团把守，而坐镇于此的也都是曹真、司马懿、郭淮等帝国宗室或重臣大佬。
可见长安这座西都，对于曹魏来说，军事上的意义更为重要，堪称是曹魏西部国防前线的桥头堡。
南都许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同在河南省的许昌距离洛阳不到200公里，在如此“近在咫尺”的距离又设置一个陪都，在史上并不多见。曹操当年将汉献帝迁居于此，从而开始了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生涯，可以说是其开创霸业的起点，对于曹魏来说意义非凡。
但实际上许昌由于汉献帝的存在逐渐成为了“拥汉反曹”方的“根据地”，曹操后来其实更多的时间居住在邺城和洛阳。
可以说，将许昌作为陪都，除了拱卫洛阳以外，更多的是看重其在政治和历史上的象征意义。
北都邺城：曹魏政权的“大本营”邺城尽管名气可能不如长安和洛阳，但也是历史悠久的古都。
曹操在击败袁绍之后就开始经营邺城，后来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乃至魏王之后，邺城就成为了曹操的王城，曹操更是大兴土木，兴建了著名的铜雀台等建筑，曹魏宗庙也兴建于此。可以说，邺城对于曹魏来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大本营”，建都自然不在话下。
除此之外，邺城地处黄河北岸，在此设都，也可以威慑北方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巩固北部边境。
东都谯城：曹氏宗族的“龙兴之地”将家乡故里作为都城，堪称不少豪杰枭雄的“一贯操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在灭秦之后定都家乡彭城，并扬言“富贵不归乡里,如衣绣夜行,谁人知者”；明太祖朱元璋也将家乡凤阳作为明帝国的中都，并发动数十万人大兴土木。作为曹氏宗族的“龙兴之地”，在此建都自然也没有太多意外之处。而曹操去世之后也是安葬在谯城的，可算是叶落归根了。
除此以外，地处淮河流域的谯城往南就是东吴政权的控制地盘，曹魏南下对吴作战时候，谯城还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在此建都，也起到了巩固南部边防前线的作用。
综上所述，曹魏这个分裂时期的“半一统”政权，之所以设置五座都城。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考量，要向天下“展示”其从故乡起兵到一统北方的艰辛历程和丰硕成果，并树立其“代汉而立”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其次是军事方面的原因，曹魏虽在三国时期地盘最为广阔、实力最为强大，但也往往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是吴蜀两国结成的“坚不可摧”的同盟战线，还是西面北面勇猛彪悍的游牧民族，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可以说是长期处于多线作战、疲于奔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曹魏政权与其说是设置多个首都加陪都，倒不如说也是同时构建了多个军事基地和战略要塞，以便达到利于战事、便于用兵的目的。
而从后来的实际效果来看，曹魏的“五都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曹魏在军事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为西晋最后消灭吴蜀、统一天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曹魏施行的“五都制”在日后的历史上不止一次被后世王朝政权效仿采用。
唐朝在唐肃宗时期也曾施行过“五都制”辽朝、金朝等也都施行“五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