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延平王郑成功，开拓台海，功在千古，矢志抗清，至死不渝。数百年来一直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无论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狭义的汉民族角度。
郑成功作为大明的孤臣孽子，和晋王李定国一样居功至伟，并为彼时守护华夏、力挽天倾的两根擎天之柱。
大明延平王：郑成功镇江之战，郑成功以步克骑，一万五千清军被杀得只剩千人，南京的驻防八旗伤亡惨重；战后郑军一度直抵南京城下，满清顺治帝福临几乎想要亲征应战。而整个长江战役，这也是抵抗满清暴虐民族征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曾令清廷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各地仁人志士为之兴高采烈、翘首以待。
厦门之战，郑成功以三万水军大战号称20万的清水陆大军，歼敌万余，全歼其福建水师，斩杀数十名满洲八旗高级将官，数百八旗军被成建制俘虏。战后满清不惜放弃万里海疆，搞出臭名昭著的“迁海令”来遏止郑成功的发展。以一人一军敌亿兆之国，海外孤忠，不外如是。
这两场大捷，和李定国的衡阳之战一样，也是持续数十年的明清战争中，歼灭八旗人数最多的几场战役，和明末时砍几百个八旗人头就算空前难得“大捷”，再不可同日而语。
而郑成功驱逐荷兰，开拓台湾的功绩，中华儿女人尽皆知，从当时看虽更多是战略转移，开拓新基地，而遗惠至今，已足以奠定其万世不可移的历史地位；从后世角度，可说郑成功是明清之际无数人杰英雄中，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没有之一。
然而，郑成功在当时后世，也因“私心自用”屡被非议，作为南明史权威著作，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中对此严厉批评，认为郑成功视本集团的利害高于抗清大业，一心只为割据自雄，才多次拖延失约，不肯出兵配合李定国，令反攻两广大事不成，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
大明晋王：李定国岂不知郑成功不愿和李定国合兵而屡屡失约，与其是说他自己的私心，不如说更多是有明一代的严苛政治所致。虽然他当时名义上奉了永历皇帝为君上，但郑氏是隆武皇帝最大拥立者这一事实无法改变，郑成功用以号令三军的“赐姓招讨大将军”，俗称“国姓爷”，皆是隆武皇帝所封。
而隆武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庶子传下的远支藩王，连明成祖朱棣子孙都不是。论血统，远远不及万历帝亲孙的永历帝近，在绝大部分永历帝支持者看来形同篡逆。
隆武皇帝殉国后，其弟称绍武皇帝，还曾和永历皇帝兵戎相见，大战一场，被清军乘虚夺了广州，亦殉国。而此时有记载，郑成功还私下拥立了淮王朱常清为东武皇帝，只是当永历皇帝使者来招抚时，迫于当时形势才取消了。所以对永历帝政权，郑成功是有洗脱不了的“原罪”的。
从百年前于谦于少保等拥立代宗的臣子遇害起，就彻底证明了大明臣子于国家社稷功劳再大，若在拥立问题上站队错误，也是万劫不复。
是以从郑成功的角度，是绝不能将自己势力置于永历帝这方麾下的，就算他本人再忠心大明，郑氏再多部将也绝不答应。
若永历帝真的反清成功，或至少实现稳定的南北对立，则郑氏必遭清算。只需一个御史上书发难，便必然群臣群起而攻之，令郑氏一门万劫不复。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永历帝给郑成功许下再多保证，双方都不可能相互取信，绝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品德为转移。
大明永历皇帝：朱由榔这场病因，早从靖难之变和夺门之变就种下了。在皇统问题上站错了队，是什么悲惨下场，大明臣子都明白。当靖难之变，竭尽忠心于一个朱姓皇帝，却会落到妻女家眷被野蛮蹂躏、世世代代打入贱民的境地时，大概就已经不会有多少人在兵败国危、大势既去时，还愿意对其中某位朱皇帝誓死竭忠了；当夺门之变，于谦一个对大明帝国、对朱明皇室皆有再造社稷恩德的大功臣，仅仅因为皇帝对他的怨恨，以“「意欲」迎立外藩”罪就被杀害、家属流放戍边时，扪心自问，又还有多少人，愿意再对这样的皇室去效忠，步于少保后尘呢？
大明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南明的几十年，为何始终在强敌当前依旧众心不齐，内讧不止，无数品行高尚的忠臣志士皆不可免，根子就在这里。李定国毕竟是农民军出身，对这套冷酷帝国规则也未必能充分理解。所以才会一次次对郑成功的会师合兵，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所以，这只是令人叹息、而无可奈何的大悲剧。
将心比心，哪怕逆挽天澜重光华夏，哪怕像于谦于少保那样流芳千古，但自己和家族必遭清算，再由后一个皇帝来无济于事的，郑成功当然不愿如此下场。所以他既要坚持反清，亦一定要坚持自己势力的独立地位，而不能将军权政权交诸南明皇帝，任其生杀予夺。
郑成功虽不是如岳武穆一般的圣人，但亦不必苛责。毕竟我们要评价的，正是这么一位有私心有缺憾，并不完美却更加真实，有抱负有担当，凛凛如生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