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历二年到大和五年，刘白足未出两京，在宴饮欢聚、饯送酬赠的唱和中，刘禹锡以诗豪为底色的心态和诗风开始逐渐接受白居易的影响，有意识地收敛锋芒，趋向闲适。当白居易以自创的“中隐思想”为指导，分司洛阳闲官：“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刘禹锡受到触动，也有心步其后尘：“九霄路上辞朝客，四皓丛中作少年……洛阳旧有衡茆在，亦拟抽身伴地仙。”两京的唱和诗作以闲适的生活、调笑快乐的基调开始侵蚀刘禹锡的豪壮之气。
大和五年，白居易前半生的挚友元稹去世，刘禹锡也受到炙手可热的牛党排挤而出朝，外牧苏、汝、同三州。双方同时受到的打击促成了刘白晚年互为“排他式知己”的契机——“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由于政治上的失望和苦闷，曾经坚强豪迈的刘禹锡在60岁的晚年逐渐更加坚定地接受白居易闲适隐居的思想：“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刘禹锡倔强豪迈的诗风虽然并未完全消解，但只偶有发声。《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运用了诗豪式的语调高歌出不向命运屈服的奋进之音：“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当时李党暂处下风，刘禹锡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激励李党振奋精神，振臂一呼，以待运转。清人何焯赞叹刘禹锡至老不衰的顽强劲头：“梦得生平可谓知进不知退矣。”大和五年底到大和九年的四年间，刘禹锡辗转苏、汝、同三州，与闲居洛阳的白居易较少宴饮游赏，所以唱和诗风在闲适情调中融入了友情的温度。刘禹锡《秋夕不寐寄乐天》：“何人谙此景？远问白先生。”白居易《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时生。”人虽远隔南北，情却不分西东，这份友情在互诉衷肠般的轻言慢语中透露出重于千钧的深沉，且只限于双方。又如白居易《立秋夕有怀梦得》：“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刘禹锡《酬乐天七月一日夜即事见寄》：“外物岂不足，中怀向谁倾？秋来念归去，同听嵩阳笙。”脉脉友情温暖着两个知交的心灵，这种温暖甚至已经演变为互相依靠的一种惯性力量：“独吟谁应和？须寄洛阳城”；“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人生的晚年，政治的困境，重重的压力下，刘白最有温度的友情，在唱和诗中弥漫着馨香。
也正是这种惯性，与刘禹锡倔强和刚强的性格发生了最后的交锋，带来刘禹锡最终出处矛盾的抉择：“背时犹自居三品，得老终须卜一丘。”“还思谢病吟归去，同醉城东桃李花。”这一受白居易影响而产生的退隐优游卒岁的念头与秉性中“愿托扶摇翔碧虚”的矛盾，在大和九年的政局动荡——甘露之变后顺其自然而化解，刘禹锡出处的摇摆、创作的转向最终尘埃落定，而与白居易合流——分司洛阳，闲散至终。
走向人生终点的六年，刘禹锡最终完成了晚年思想和诗风的转变。如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刘禹锡《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门外红尘人自走，瓮头清酒我初开……何幸相招同醉处，洛阳城里好池台。”浅近直白的语言，叹老游宴的主题，闲适无奈的心态，不仅共同筑牢了“刘白”的并称，刘禹锡的形象也在晚年悄然彻底改容。又如白居易《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迎。”刘禹锡《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酒醅晴易熟，药圃夏频薅。老是班行旧，闲为乡里豪。经过更何处？风景属吾曹。”刘禹锡对白居易的回应，题旨重复、辞藻雷同、思想相近，可见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全面合流。
在最后一个时期，刘禹锡和白居易视对方为排他式知己，“唯君比萱草，相见可忘忧”白居易也惺惺相惜：“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萱草和杜康的消忧解闷，终不及同年同白头的岁月沉淀。在隐逸式的闲居状态下，刘禹锡既消解了豪壮的心性，又通过反复吟写将晚年的诗风改辙为“闲适”，而这正是白居易诗风影响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