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最早以草青为岁，故而人们之间询问年龄不是问您几岁了而是问草青了几次了。直到蒙古汗国建立后，也只是以中原的天干地支纪年，在《蒙古秘史》中则将午年写为马儿年，戌年写为狗儿年，未年写为羊儿年，亥年写为猪儿年。
从此形成传统，每个皇帝即位都要建立一个新年号，古人称为建元表岁，表明新的国君已经即位或者新的纪元的开始。在采用西历之前，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纪年的方法。
其二是说，从朕开始，将“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即继承中国历朝历代的正统和制度。
其三是说，“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也是表明他继承了中国的正统，决心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
其四是说，“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表明天下从此将重归统一。他们根据儒家经典《春秋》与《易经》的精神，选取“中统”一词作为年号，所谓“中统”就是“中国正统”
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政权并存的时期，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政权对立的情况下，双方都争夺正统归属。忽必烈以“中统”为年号，目的正是为了表明他的王朝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其他如南宋等政权都是伪政权，实际上是为南下灭宋，统一全国作舆论准备。
1264年8月，为了庆祝战败阿里不哥，忽必烈把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并且大赦天下。
1271年11月，忽必烈宣布建立新的国号，其诏书说：“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究竟定什么样的“鸿名”呢？诏书说：既不能像秦汉那样以“初起之地名”作为国号，也不能像隋、唐那样以“所封爵邑”作为国名，而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
“元”乃万物之始，宇宙之源，如元旦、元月等，但同时又有最大之意：“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华历代政权的礼仪制度，至元六年十月，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制定朝仪，“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即“颇采古礼”、“杂就金制”而成。规定朝仪制定完成后，皇帝即位、元旦朝贺、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还有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等场合，都要严格执行。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还可以使用本民族的礼俗。
在此之前，蒙古汗国朝会的燕飨之礼，多按蒙古族比较原始的习俗办理。因此遇到重大节日和活动，大小官吏在大汗的帐殿前面随意走动，人声鼎沸，杂乱无章，有失大雅。朝仪制定完毕后，忽必烈命令丞相安童、大司农孛罗选择蒙古宿卫士兵二百余人进行演练。至元七年二月丙子，忽必烈和皇后来到行宫，观看了刘秉忠等人所制定的朝仪，十分满意，赐以美酒犒赏。八年二月，设立侍仪司，专门掌管朝仪。配备了左、右侍仪，侍仪司事，左、右侍仪使，左、右直侍仪事，左、右侍仪副使，佥左、右侍仪事，承奉班都知，引进副使，侍仪署令等，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管理机构。
汉高祖刘邦时叔孙通帮助他制定朝仪，纠正了农民起义军的草莽作风，建立了正常的封建秩序，使刘邦体会到了做皇帝的权威：“吾乃今知皇帝之贵也。”刘秉忠、许衡等帮助忽必烈制定朝仪，纠正了蒙古族政权军事民主制的作风，确立了历代汉族政权的封建礼制，使忽必烈深切地体会到“尊严宸极，辨上下而示等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忽必烈颁布的朝仪与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相比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皇帝皇后列坐御榻，同受朝贺。而汉族历代皇朝中，皇后是没有这种权利的。
第二，增加了三叩头。可能是窝阔台时九次以首叩地礼仪的减化。
第三，部分保留了蒙古草原风俗，朝朝仪结束后，还要举行蒙古传统的质孙宴。
质孙宴，本为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时举办的招待宗亲、大臣们所专设的宴席。此宴集蒙古族传统饮食、歌舞、游戏、竞技于一体，场面隆重，消费奢华。赴宴者须穿清一色而华贵的质孙服，宴会连开三天用羊两千，用马三匹，赴宴者要每天换一次全场衣帽颜色一致的服装。
现代质孙宴从此之后，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朝廷礼仪制度更完善了，元朝体质是汉法为主掺杂蒙古旧制的混合体质。